停滞的年代

停滞的年代

许知远

　　一

　　在库尔斯卡亚地铁站的穹顶上，我见到了重新出现的对斯大林的颂词：“斯大林培养我们对人忠诚，他鼓舞劳动精神与英雄主义。”颂词以浮雕的形式，突显在入口大厅的拱顶上。

　　倘若红场与克里姆林宫令你大失所望——它们与俄罗斯的规模不相匹配——莫斯科的地铁则会弥补你所有的遗憾。沿电动扶梯而下，你会觉得自己不是去坐一班列车，而是通往地下迷宫。扶梯经常超过一百米，像是一座四十层的大楼斜倒下来。你可以从容地把手上的书读上两页，倘若你身后的姑娘性感撩人，还可以试着谈上一场微型恋爱，在抵达前，你足以说完所有的甜言蜜语。不过更多时候，你只能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任由这钢铁传输带把你送到地下，心中毫无浪漫可言。

　　与斯大林时代的很多庞大工程不同，始建于一九三五年的地铁仍在莫斯科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用马赛克拼出的巨幅列宁头像，麦穗形的花纹，火炬形灯具，满脸朝气的工人、农民与士兵的雕像，大理石筑造的宽阔拱门与走廊——它代表一个时代的审美与雄心。在其中穿梭的人群像潮水一样从车厢中涌出，向不同的方向流淌。潮水一样的人群、庞大的空间结构，都让个体脆弱、渺小、毫无特殊可言。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现代专制不都是建立在这“无个性”的人之上的吗?它们都许诺集体的温暖、稳定的价值观，人们不再需要为个人困境苦苦挣扎，转而寻求整体性的解决方案，期待某个无所不能的超人来承担责任、指明方向。斯大林曾是这样的超人。

　　重修的库尔斯卡亚车站引发了争论，它也是不断升温的斯大林热的最新证明。两年前，在俄罗斯一家电视台举办的“历史上最伟大的俄罗斯人”的评选中，斯大林得到了第三名，超过了普希金。在新版学生教科书里，斯大林时代被描述成“最好和最公平的社会”。新一代少年从这样一句话中展开对祖国的理解﹕“亲爱的朋友们﹗你手中的这本教科书是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的……从伟大的爱国战争到今天。我们将回溯苏联从最伟大的胜利到悲剧性解体的全过程。”

　　原本的斯大林形象日趋模糊了。他发动了残酷的党内斗争，用清洗、流放的方式至少使一千五百万人丧生，他发展了强大的秘密警察制度，使两代人生活于深深的恐惧之中，他的审查制度则使伟大的俄罗斯创造力陷入停顿……另一个斯大林形象则不断清晰。在他统治的时期，苏联迅速进行了物质积累和领土扩张，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了希特勒的军队。莫斯科跃升为世界新秩序的奠基者之一，斯大林堪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比肩，甚至更伟大，正是由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被击败，世界大战的形势才发生了逆转。

　　他甚至获得了超乎所有人设想的形象——性感。在二零零八年十月的英国杂志《前景》的封面上，斯大林与玛丽莲•梦露共舞。那是一位俄罗斯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像切•格瓦拉一样，斯大林成为了后现代英雄，他不仅没有被仍进历史的垃圾桶，反而再度占据了时代的潮头。

　　我站在库尔斯卡亚站中，想象人们怎样看待头顶上那些颂词?是因为岁月流逝，那些亲身经历过残暴年代的见证者们离去后，记忆逐渐被淡化与抽象化，昔日的残酷也被过滤掉了吗?是因为民主道路与市场改革没有人们期待的那样顺畅?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渴望强大的苏联帝国，长久以来，俄罗斯人享受着自己的与众不同，但现在，比起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在“历史终结”时刻的趾高气扬，俄罗斯人倍感沮丧。他们没有获得最初期待的帮助，反而感到本国的影响力迅速萎缩。

　　仅仅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动荡不安的一九九零年代之后，国家主义获得了新的胜利。普京的强硬方式勾起他们对于一个强大、统一的俄国的期望。普京利用高涨的俄罗斯民族情绪填补共产主义破产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修正历史、改变记忆，总是有效的手段……

　　二

　　很有可能，我高估了这股怀旧之情。一个国家与社会太过复杂，外来者习惯性地依赖一些符号来理解它。有多少次，我对于西方媒体总利用毛泽东的肖像与语录心感厌烦：中国早已改变，你却总是带着昔日的眼镜。但在厌烦之余，我或许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局内人可能被淹没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以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却忘记了旧思维、旧习惯仍渗透入他们的每个毛孔。

　　观察者也总是受限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与时代。瞿秋白前往苏联时，一心要为衰败的中国找到良方。苏联的秩序、强大、集体化都让他流连忘返。比我年长的一代人，则对戈尔巴乔夫念念不忘，他的决定与邓小平如此不同。

　　中国与俄国的历史像是两条平行线。它们都有过强大的专制传统，都对西方充满了焦虑，都在一个落后的地区发动了共产主义革命，都经历过重重调整，也都像掉入了历史的深渊——刚刚获取的自由空气总是不断被专制力量吞噬。

　　倘若将毛泽东视作列宁与斯大林的混合体，邓小平时代是个延长的赫鲁晓夫年代，此刻的中国是否像是另一个“停滞年代”，那个勃列日涅夫的年代?

　　表面看来，再没有比这更荒谬的类比了。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震惊了世界，它在扩张，而非停滞。但是，在这个社会内部，停滞甚至衰退之感却蔓延到政治、教育、商业、媒体、道德及所有领域。没有什么比年轻人的个人选择更能标志这种停滞了。十年前，大多数大学毕业的青年渴望进入外资公司、私营企业、自行创业，或成为新闻记者，而现在，他们蜂拥式地要考取政府公务员、进入国有企业。官僚系统把权力与财富集中一身，它试图摧毁一切挑战者，不管是大学自治精神还是一家私营企业。倘若马克斯•韦伯与弗兰兹•卡夫卡的判断没错，官僚机制是一种最蔑视人性、否定创造性的系统，那么，中国目前迅速膨胀的官僚系统，正在毒害整个社会精神，令创新、自主、自由的力量无处容身。

　　而在我的旅行包里，有一本出版于七十年代中期的新闻作品《俄国人》，我在其中读到了与此刻中国相似的味道。而在此刻的莫斯科，我则听到人们议论，俄罗斯是否再度掉入了“停滞年代”。

　　“你们怎么看这本书?”我曾在普希金广场问过那几位记者。《俄国人》的作者海德里克•史密斯，是当时《纽约时报》的记者。那是新闻业的黄金时代，“冷战”令公众对外交关系、“铁幕”另一边的生活，充满好奇。那正是勃列日涅夫掌权的年代。共产主义实验似乎正进入这样一个尴尬时刻：它既渡过了理想高涨的列宁、斯大林年代，赫鲁晓夫式的内部调整也已走到尽头，领袖魅力正在被平庸的官僚系统取代，除了保持现有秩序，他们不再尝试任何新事物。社会失去了希望与朝气，嘲讽与幻灭感四处蔓延，除了要让个人生活更舒适些，大多数人别无所求。我还记得那本书中最饶有趣味的轶事：海德里克•史密斯发现，俄国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水门事件”。对于苏联的政治人物来说，这是小事一桩，窃听政治对手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苏联公众则把它视作单纯的权力斗争，认为弹劾尼克松的议员是想成为新总统。即使那些有自由倾向的知识精英，也难以想象媒体具有如此的信念和力量，能抗衡总统的压力，法院竟然站在媒体一边。

　　这一代的新闻记者再没有海德里克•史密斯式的幸运。自从约翰•里德写出《震撼世界的十天》以来，莫斯科就是世界最重要的新闻产生地之一。它的社会实验、太空竞赛、全球扩张，都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它最后一次引发广泛的兴趣，是由于二十年前的巨变。人们想知道，在列宁的坟墓之上，俄国人能建立一个新国家吗?

　　但如今，兴趣业已消退，记者们发现，不仅要奋力说服编辑，让他们相信这些俄国故事的重要性，还要不无沮丧的承认，自己的声音对莫斯科也不再重要。克里姆林宫里的掌权者，对于这些外来的批评毫不在意。俄罗斯正在重申自己的大国地位，有时候，它要通过对西方的敌视，来证明这种新的自信。

　　这桩关于“水门事件”的往事，引起了一位英国记者意外的共鸣。在两年前的一次聚会上，他和一群俄罗斯精英讨论美国大选。俄国人对于奥巴马的当选充满怀疑，而且一致相信，即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也一定会很快被暗杀。从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奥巴马的当选，将近四十年过去了，苏联瓦解了，莫斯科的体制也已发生了剧烈变化，但一些东西却顽固地生存了下来。俄国人依然充满狐疑地看待民主政体。

　　“像是另一个‘停滞年代'”，这位英国记者说。这种情绪正在莫斯科蔓延。在我每日阅读的《莫斯科时报》上，你感觉到，到处都是历史的回声，似乎俄罗斯总是处于历史的循环之中。它们都遵循着马克思的另一句判断：历史事件往往发生两次，前一次是悲剧，后一次是闹剧。在我到来的前一天，俄罗斯与美国刚刚进行了一场“冷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间谍交换，普京接见了十位俄罗斯特工，称他们将过上“精彩、前途无量的人生”，其中一位貌美的女特工，正准备接拍她的第一部色情电影。倘若这让你想起了詹姆斯•邦德式的情节，另一些俄罗斯人则提起更古老的例证。当总统梅德维杰夫四处推销他俄国“硅谷”计划时，一位评论者说，这令他想起了果戈理的《死魂灵》：在计划实现之前，官僚将吞噬它所有的利益。历史学家安德列•祖波夫呼吁拆毁所有的列宁雕像，仿佛它们的存在将把俄罗斯再次拖入历史的梦魇。“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类比更是不断出现，社会失去了所有变革的动力，依靠高油价带来的利润，单一的政治权力再度主宰了公共生活，人们对此无能为力。

　　民主选举、言论自由、市场经济，倘若华盛顿、伦敦的记者习惯从这些角度看待莫斯科，俄罗斯最令我着迷的则是它与历史的关系。似乎真的存在某种抽象的、无可抗拒的历史力量，令它不断重复自身的悲剧。三百年来，这样的感慨不断出现：“斯拉夫人尽管领悟能力很强，他们还是处处表现出他们完全无力来发展一种现代的欧洲式的国家秩序，他们经常或是陷入极端的专制主义，或是陷入国将不国的一团混乱，难道不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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