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批判专制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强调必然性。恩格斯说,“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记得在我们学生时代,不知给我们这些学子进行了多少必然性的教育。然而当中华民族经历了大饥荒和“文革”两次奇灾惨祸之后,痛定思痛,这两次大事件是何缘由,有何必然性?这当然是每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正视、回答,而不应回避的问题。黎澍先生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的第一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经过两次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之后,毕竟是有一批共产党人,开始识破庐山真面目。如周扬先生过去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很多人挨整,是由他出面的。如今方知,当年从局外人看来,他似乎是“左”的;但在中宣部内部,他却是“右”的;可是许多“左”的动作,还须由他出面。“文革”结束后,周扬先生却是觉悟的一人,据说每次见到过去挨整的人,总是主动向人赔罪和道歉。他提出所谓“异化”的理论问题,据有的记载披露,是有感于本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公仆,却成了高踞人民之上的官老爷,结果遭到严厉批判。我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我是周扬,倒不必提什么同化或异化,就是提巴黎公社原则,提批判等级授职制,提马克思主义强调直接选举制,看看那些“理论家”如何批老祖宗。

　　黎澍先生当然是看穿庐山真面目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对于所谓“四人帮”的本质,最初华国锋提出的官方口径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黎澍先生却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的《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雄文首先发表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后又编入《再思集》。此文指出,江青之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篡党夺权,建立‘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预告篡党夺权成功还要杀人,并且要不断杀人,反复杀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酷嗜杀人的狰狞面目”。“他们颂扬暴政,攻击仁政,原来是一码事。他们颂扬的暴政,就是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残酷统治,不许人民有任何民主权利,也不许人民生活有任何改善,强迫人民充当供养他们穷奢极侈生活的驯服工具”。

　　他在另一篇《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文章中说,“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忽视这个条件,反动阶级的复辟将随时在各个领域中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在整个过程中不再出现复辟倒退的曲折”,“除了进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我们急需制订法律,对国家机关的权力和监督、各级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制度、干部制度、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企事业的民主管理、社会秩序的维护等等,做出详细的规定,任何人不得自外于法律,都必须遵守法律的约束”。“如果在这里还有富贵贫贱在法律上的不平等,人民并不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那么,就是国家在事实上发生了和平演变”,“成了封建国家、法西斯国家”。“我们一定要处处警惕数千年封建传统形成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坚决加以排除,对于封建专制的任何变相复辟的表现,即使是局部的,也必须公开揭发和批判”。

　　黎澍先生以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深入思考,以雄大的气魄,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提出了必须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挖掘出了十年浩劫等奇灾惨祸的病根。没有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没有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是提不出这个科学结论的。那些蝇营狗苟的所谓理论家,那些曲学阿世的所谓学者,既不可能有此责任感,更不可能有此科学勇气。当时,此文的发表真是石破而天惊,对陷入苦苦思索的我,确是起着茅塞顿开、振聋发聩、拨云见日的作用。

　　黎澍先生曾在《新华日报》工作过,他有时说,自己是搞新闻出身的。他主要研究近代史,就国学和中国古史的根基而论,当然比不上范文澜等先生。但是,提出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是黎澍先生对中国史学,也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这是范文澜等先生未能做到的。至于活到“文革”结束后的郭沫若先生,其后半生的学术道路,也根本无法与黎澍先生相比。我想,中国史学界、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忘记黎澍先生的贡献的。黎澍先生打开了中国史学重新批判专制主义之门,是一位勇敢的开门手。

　　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当然是史学的一种重要功能,而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如果要投票选举中国大陆史学六十年的第一人,我想,我一定会投黎澍先生一票。他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拓了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头等重要的研究领域,或者说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我认真考虑过,六十年间,确有一批学识渊博,在断代史和专史上有卓越成就的史学大家。请注意,我避免使用“大师”一词。关于“大师”,我在《本世纪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见《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兹不重复。至少在当时,大师兄漆侠先生就表示同意我关于“大师”之说。但平心而论,也确实并无另一位史学大家,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然而黎澍先生开创的新路,说小了对中华史学,说大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都至关重要。

　　有人企图将他打开的大门重新关上,但黎澍先生身后二十余年的史实证明,这扇大门是关不上的。例如周良霄、刘泽华、王春瑜,还有不久前逝世的韦庆远等先生,仍步着黎澍先生的后尘,从事这项令某些人厌恶的工作。

　　我在黎澍先生的启发和影响下,于《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一文,但因当时的环境,删削了此文最后一节,后在《凝意斋集》发表时,改标题为《中国古代文化专制主义批判》,最后一节有如下一段话:“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在这个包袱摔掉以前,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半途而废,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闭着眼睛不承认,并不能使这个客观存在取消。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只能使思想解放运动延缓或加速,而不能使之终止,不搞思想解放,不搞反专制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把我们的民族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如今特别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等级授职制,就是不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两项上层建筑,必定在刬革之列,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说,思想解放运动是不可能终止的,黎澍先生打开的中国史学重新批判专制主义之门,必然是愈开愈大。中华民族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先进民族,批判中华专制主义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是绕不开的。

　　但是,由于黎澍先生提出了这么一个事关中华民族进步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也必然令某些人厌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而最终的解决方式是以“退休”的名义革职。耐人寻味的是,对周扬先生的“异化”论公开进行“温和的”口诛笔伐,当然也不容周扬先生答辩;而对黎澍先生的反专制论,却是不动声色地组织处理,从不作公开批判。当然,真理愈辩愈明,应是人们的常识。

　　“文革”前,我也听过黎澍先生若干报告,但印象不深。只是听说,他一到近代史所,就批评近代史所全所人员只是为刘大年一人服务的情况不对,应当人才辈出。真正对他有个别接触,还是在“文革”后期,记得我们还在明港军营,当时周远廉先生和我一起奉命,对黎澍先生调查尹达先生。此次黎澍先生给了我很深的好感和印象,他为人爽直,说话干脆,相形之下,接触更多的尹达先生,有时说话吞吞吐吐。特别在江青等人倒台后,黎澍先生也算是复职并升迁,但他对人,特别对后辈没有丝毫架子,真诚而坦率。我对熊德基先生说,像黎澍那样,我作为后辈,即使同他吵架也没有关系,他绝不会记仇,或者认为我对他不尊敬。熊德基先生说,对了,他就是这么个人。

　　他“退休”之后,我仍是常去他家。当时没有电话,从无事前告知的可能,但他大致上闲在家里,往往总能见到他。我当时还在走学究式的道路,所以从不问他“退休”的内情。如今回想起来,我们的多次会面,都对当时愈来愈严重的腐败发牢骚,但又苦于无奈。他辞世的消息,我很晚得知,连他的追悼会也未能参加,这是一大遗憾。但时隔二十余年,我确实忘不了黎澍先生,并且愈来愈强烈地怀念他。

　　黎澍先生和胡绳、刘大年先生在“文革”前,给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的印象,都是党的近代史专家,在“文革”中,也都蒙受不应有的冲击和批斗。但正是从“文革”后期始,却各自走完了迥异的人生旅程。我手头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的《学术大师治学录》,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介绍胡绳和刘大年,甚至也还介绍周扬先生,却没有黎澍先生的一席之地。书中称胡绳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史学家”,说刘大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

　　记得在“文革”结束后,我对一位师姐说,黎澍和刘大年过去在我们眼里似乎没有差别,现在才看出来,两人高下差别颇大,那位师姐表示同意我的说法。然而刘大年最终获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胡绳获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与黎澍先生相比,当然是荣枯有别。若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荣枯有别的偶然性中,自然是有着必然性。此种必然性在现实生活中也必然起着作用,学者中效法刘大年者不少,而愿意当黎澍先生后继者寥寥可数,但毕竟还是有人。

　　日月如梭,转瞬之间,黎澍先生离开我们已二十余年了。谨以此文,作为对这位尊敬的长者的菲薄纪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