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影响中国的几种文化

　　第一、“普天之下”与“定于一尊”的价值观念

　　中国文化中，“普天之下”的价值观念至少保留了三千年时间。其来源于《诗经》中的句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后来，这句话成为历朝历代皇宫里的标语，表明普天之下的人，都是皇朝的臣民，普天之下的土地，都是皇家的土地。也就是奠定了坚实的家天下的观念。

　　但是，中国人的家天下与日本人又大不一样。日本人虽然也有悠久的天皇制度，也认为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天皇的臣民，但是，这里有两点是根本不同的。第一，日本人没有人认为自己有权利取代天皇，无论自己多么能干，无论自己多么有权势，但是，至少在荣誉称号上，他们没有人敢夺取天皇的宝座。第二日本的天皇可以把尊严、荣誉与权力二者分隔开来。但是，中国从来必须二者合一才能够稳固自己的宝座。因此，日本天皇是万世一表的。虽然，日本天皇虚君的时候多，实君时少。但是，在中国，只有皇帝称号与实权归一的时候，这个皇帝才是正宗的。否则是长久不了的。因为中国人相信“王候将相宁有种乎?”皇位也是可以彼可取而代之的。因此，中国朝代更迭频繁，战乱不止。每次朝代更迭，都是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却又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打江山坐江山，打天下的意识根深蒂固。一个人无论犯下多大的罪恶，杀害多少无辜，采用多么残忍的手段，只要这个人将天下打下来了，那么，他的正宗地位就会得到承认。中国老百姓是最崇拜那些能够打下天下的帝王将相的。他们把自己当成羔羊，任人屠宰与践踏，那些侥幸没有被杀死的羔羊常常反过来感激那些屠夫，跪拜在他们脚下，顶礼膜拜，而且这种情况千年不绝。

　　在“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主”的观念下，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只崇拜一个主子，这就是“定于一尊”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常常让中国老百姓相信，真龙天子只有一人上，而能够取得胜利的就是真龙天子，因此，赢是判别是真龙天子，还是假龙天子的最大区分点。由于胜利是唯一标志，因此，取得胜利的方法、方式与手段都是没有什么约束的，在如何取得胜利果实方面，中国人作了最大程度的开发，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卧薪尝胆”、“和亲政策”、“狐假虎威”、“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等等既黑又厚的阴谋与策略。中国人在根子上不信神，只信权与钱，而活着的生命才是享受权与钱的载体，因此，在中国，不争则已，一争就要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切莫沽名学霸王。”“除恶务尽”，“斩草除根”，“斩尽杀绝”，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因此，一个朝代被另一个朝代取代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将前朝的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一个个抓来杀掉，以免留有后患，怕他们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然后卷土重来，复辟江山。在这个过程中，谁心慈手软，谁就可能成为刀下鬼，当然为了笼络百姓，欺骗天下，口口声声仁义道德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真做起来必须残酷无情。不论你多么残酷无情，只要在争斗过程中赢了，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不用过多久，那些骂过你的老百姓又会重新匍匐跪拜在你的脚下，激动得热泪盈眶，山呼万岁。这就是中国数千年不变的历史。

　　“普天之下”的观念形成了特定的民族心理之后，这种思想的传播非常顽固，非常广泛，也并不限于有没有帝王，而是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比如中国画，只认一个标准是最美的，达到这个标准的就是画王，否则就是有失水准。西洋画讲究审美标准多元，画也是多姿多彩，没有完全一致的审美标准。同样教育也是如此，西方的教育标准落实到人的身上时，是以具体的个人为考察对象的，而具体的个人又各不相同，因此，标准也是多元个性化的。但是，在中国，教育也是大一统的，弄到后面中国的大学只有一个，那就是教育部大学。其他都不过是这个大学的办公室。一切标准与权力都控制在一个部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间大学从取名到合并，再到开设什么课，以及怎样上课，都规定得死死的。另外，国民党时，党国不分，以党代国，党天之下，其实也是这种“普天之下”，“家天下”的思维价值取向的表现。一个国家养一个皇家贵族，还是相对容易的，但是，一旦化成一个不断地流动的执政党的贵族，其数目之庞大，情况之复杂，远胜于皇家贵族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国民党最后因腐败而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这类东西的产生其实就是普天之下，定于一尊，等级森严的民族心理造就的。

　　第二、宫女太监制度

　　伴随普天之下的定于一尊的皇家制度，中国产生了最为奇特的一种畸形文化，那就是太监制度的出现与完善。首先是因为皇宫里要蓄积三千宫女，再加上需要数目庞大的王子、公主，同时又要显示帝王的尊严与威风，因此，造成了一个特别庞大的需要他人服侍的群体，服侍他们的劳动常常需要男人的体力，却不能够要男人的生殖能力，这样一来，一种非男非女的怪物出现了，阉人，也即太监因此而生。三千宫女，仅供皇帝一人淫乐，但就个人的生理需求来说，一个皇帝是远远不能应付这样一大群青春逼人的女人的。因此，宫里终身无法接触男人的怨女，许多宫女，“入时十六，出六十。”终身活守寡。另加一些只会观赏却无法实用假男人太监，眼前美女如云，却没有鸟用，这种严重扭曲人性后的心理变态，心生忌恨之心是难免的。这些人又是这样密集地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枢纽地带，后宫专权，太监干政，因此千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无形中带上了浓厚的宫女太监心理。这种心理概括起来就是：阴暗、狭隘、血腥、残忍、忌妒、同时阴谋诡计多端，严重缺乏阳光与诚信。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中国人阴暗畸形的心理。动辄暗算，弄虚作假，谋财害命。你行，我不让你行。因为被阉割后的太监，即使吃再多的春药，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取得心态平衡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让别人行。据史书记载，明朝太监刘谨去广西讨伐一个少数民族叛乱，平乱之后，作为报复，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这个少数民族3岁以上的男性全部就地阉割，女人全部充当性奴，此类做派只有一个太监会想到。目前中国文化与民族心理深受宫女太监心理影响，不是一时半载就可以去掉的。

　　第三、缠足蓄辫

　　缠足原是汉人的传统，据说中国有此传统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蓄辫却是满清入关，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之后的事情。相对来说缠足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更为深刻。缠足作为一种风俗习惯，充分地反映了中国人的心理深受宫女太监影响之深。缠足起源于哪朝哪代目前还存在争议，但是，比较多数认为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几百年时间了。据说，缠足来源于宫廷舞蹈，有皇帝好细脚，则宫女纷纷效尤，有如当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鬼”一样。但是，之所以会将这种违逆人的天性的畸形变态的东西看成是美轮美奂的美物，这是深受太监影响与启发的。自太监制度开启了以人的天性为敌，以畸形为美，那么，女人的天足自然是不美的，一定要缠小一点，开始，只是挑选女人中脚小的来欣赏，后来大家就开始用人为的办法缠成小脚，当大家缠成小脚之后，人们又开始了小脚比赛，中国比奥运会要更早得多使用金、银、铜、铁之类不同的价值金属作为竞赛评判的标志。那时，根据宣判竞赛标准，三寸为金莲，四寸为银莲，五寸为铜莲，超过五寸而不满六寸者为铁莲，金莲最美，其次银莲，并且以此类推。那时一个女孩子如果小时候缠足失败，就意味着终身失败。无论多么美丽，多么窈窕淑女，也不会有君子来求，因为《阿Q正传》中，一个好吃懒做，无知、无能、无德、无滋、无味的阿Q，还敢嫌吴妈的脚太大了，而不愿意娶她。可以想见，中国千年历史上，女人的脚的大小，就事关前途的大小，幸福的大小。因为，中国有千年缠足历史，使妇女长期无法正常行动，严重缺乏运动，身体素质大大降低，才使得中国形成了“东亚病夫”。今天中国人的体格不要说西洋人相比，就是与日本、韩国、泰国这些亚洲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对妇女缠足风俗是密切相关的。至于男人蓄辫则是数百年前的事情，是满清带给中国人的另一个恶俗。从审美情趣来看，蓄辫是一种未开化的恶俗。但是，对身体的伤害远不如妇女缠足。不过，有人从这种恶俗中看到美，并且胡编乱造出一部《神鞭》的小说与戏剧来，那确实是一种畸形变态的审美心理在作怪。

　　第四、儒家的娶嫁丧葬礼仪

　　这个始作俑者无疑是孔子。孔子与其说是“万世师表”，不如说是中国最成功的“营销大师”，是他把一套婚家丧葬仪式经营得红红火火、轰轰烈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垄断公司。孔子为了一已私利，通过开办学校的方式大力宣扬他的“礼仪制度”。孔子自小是靠帮人开办祭祀来谋生的。因此，他不惜把周朝时那些简单的礼仪，开发得特别繁琐而隆重，而且时间特别长。比如规定，丧葬礼仪中，子女必须守孝三年，还不允许学生质疑。这种守孝，不仅要隆重，耗资巨大，而且常常让人倾家荡产。在这期间，夫妻不能够同房，不能够从事生产劳动，不能够有正常人的生活交往，也不能够做官，即使做官，如果父母死了，也要“致仕”，也就是自动去官，去守父母的孝陵，这种“致仕”一度成为重要的宫廷斗争的工具。比如，明朝时的重臣张居正就是被他的政敌用“致仕”的机会弄倒的。

　　孔子为了自己多挣一点丧葬费与婚嫁费，而不是惜动坏脑筋，折腾别人，不但是鼓励多花丧葬费，婚嫁费，而且还规定了不同级别的人要有不同的消费水平，如果是八佾舞于庭，那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虽然你有这个财力，但是越级消费是不行的，天下再没有比这种罪恶更为严重了。这种规定，使得中国人把丧葬费与娱乐消费的水平看成是一种资格，一种级别，那个规矩是不能够随便破坏的。因此后来的天子有权吃数百道菜，皇后可以吃一百多道菜，那都是消费资格。孔子用这一办法硬是把个丧葬费与婚嫁费弄成了超级跨国际托拉斯垄断经营公司。而且孔家后代及其徒子徒孙，硬是把这个生意垄断经营了数千年。在开发喜丧事业务方面，孔子更是当仁不让，充分开发，榨尽这方面的钱财。今天中国的所谓伪神仙李一之流，虽然经营有方，谋财有术，但是与他的祖师爷相比，其实还是差了不少档次的。因此，他财源虽然茂盛，却只风骚了三、五年，就被迫偃旗息鼓了，而孔子则数千年不绝。孔子所讲之礼，使得中国人常常把丧事当喜事办，而且越办越隆重，拉动了中国人的GDP，促进了消费，增加了内需，提升了中国人的就业率，也增加了中国官员的腐败机会。至今每到节假日，或者官员有丧葬婚嫁，都是他们大肆敛钱财，行贿受贿的极好良机，使他们的腐败得到了一个名正言顺，公平合理的漂亮外衣。

　　因此，其留下的后遗症是非常严重的。中国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千百年来，中国人不知道多少时间、精力、财力、物力与聪明才智都消耗在这种浩大的面子工程上。中国人的“礼”后来逐渐演化成为行贿受贿，索贿的“礼”。每到传统节日，中国人就几乎倾巢出动，上窜下跳，拉帮结派，疏通关系，靠的都是这个“礼”。孔子当时收学费就是以收礼的方式进行的。他的学费叫“束修”，也就是十块牛肉干之类的东西，那时没有电冰箱，而肉类食品又是贵重奢侈消费品，同时也是易腐物，只得规定在收礼之前让学生自己制作成为肉干，一来可以去掉些水份，以增加实质重量，多一些干货;二来可以有利于保存。孔子后来采用“有教无类”的招生策略，不断地扩大招生,实在是不顾办学条件,盲目扩大招生的祖师爷。以今天中国的大学招生标准来看，与孔子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表面上看似是平民教育，有点民主货色，其实目的只是多收学费，多卷钱财，因此，不论什么乌七八糟的乌龟王蛋，只要能够交得起牛肉干，就招进来，竟然一口气收了三千人(这点不如李一神仙)，由七八岁的儿童到五六十岁糟老头，只要交得起学费——牛肉干，都一网打尽。也难怪，孔子作为教育家，办学效率奇低，三千学生中，合格人数仅七十二人，而这七十二人中，真正有出息的，其实一个也没有。但是，由于学生收得多而滥，其三千弟子送来的牛肉干堆积在一起，孔子吃都吃不完，这倒是孔子办学收到比较实惠的地方。因此，后来他的吃喝开始大为讲究，那时的孔子就开始有选择地吃那些最好的上等牛肉干。这就是他口口声声所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牛肉干吃得多了，消化不良，胃病难免要患，因此他自己说自己每餐饭都要“不撤姜食”。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后来果然成为了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孔乙已这样的人的榜样。在中国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大家所共同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吃”，吃得他山穷水尽，吃得他天崩地裂。到现在中国人走出去，国外人还有人把中国人称为“蝗虫”、“蝗祸”，虽然这样的称号也是歧视，是极不公平的，却也不是空穴来风，那多少是有些根据的。

　　后来中国的教师收学费，不叫“学费”，而是叫“执贽”，也就是手拿钱财，前往敬献的意思。教师节来临，这种由孔子开创的风俗习惯愈演愈烈，这是影响中国文化与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