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制度和政府的逐利行为

“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政府由天使组成，无论内部限制还是外部限制也都没有必要。”这是美国国父之一麦迪逊1788年在《纽约邮报》上撰文论证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时说的一句话。在现今的中国语境里，这依然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话题。这次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讲话中也明确表示：“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

9月10日和9月16日，在宜黄县钟家的楼前，在南昌昌北机场，宜黄官府分别在副县长和县委书记的现场指导下，上演了两幕必将载入史册的人世悲剧，这两幕在全国网民的围观下，演示了权力是如何的霸道、蛮横、为所欲为，演示了官员为了维护自家的利益，是如何冷血、凶残、谎言连篇;也演示了从秦始皇开始，经过历代装修粉饰的政治制度，在众目睽睽之下如何千疮百孔，公信力已荡然无存，以及权力那种凶相毕露和惶惑恐惧交织的窘态。

人之初，性本善。这原本圣人的道德劝导，但却在无意中成为我们构建国家治理秩序的一个真理，一个大前提。而由此引来的国家制度建设也更多的是以道德要求为主，对权力的限制几乎没有，顶多是道德束缚，但这能有多大的作用？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历代官场的激励制度，几乎把人性的恶催发到极点，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目的，绝不问手段是如何的严酷-------当然，朝廷会想方设法为这种严酷的手段装修，宣扬其正当性，如“菩萨心肠，霹雳手段”，以及“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至今依然如故。

道德建设固然值得人们认真对待，可在现实的中国那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些人谋取私利的幌子。所谓的“冠冕堂皇”说的不就是这吗？在政府逐利行为之下，制度的漏洞使其有机可乘，而道德的束缚只不过是让那些一心谋取私利的地方官员稍微动点脑子而已，当然更多的是成为愚弄百姓的把戏。想想挺荒谬的，我们总是在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可在中国所谓的道德又有多少是真实可靠地？一面是不停立的贞节牌坊，一面却是满肚子男盗女娼的鬼心思，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其实当道德和利益捆绑在一起，道德就已经不能再称之为道德了，那只不过是另一种潜在的利益获取规则吧！我想，从本质上讲，几千年以来，我们一直遵循的不是制度或道德治国的逻辑，而是权力治国。在此逻辑下，政府有绝对的权力主宰百姓的生死，官员可以予取予求。如此也就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权力崇拜文化。那么权力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官员自私自利的腐败行径，是毫无顾忌的权力傲慢和猖狂。政府可以在国有土地上进行任何的建设，就是什么东西最有利可图，就做什么事情，比如说这里是一个公园，开发房地产赚钱，我就把公园停了，然后开发房地产，或者是做任何其他的东西，权力不受任何限制。据说，在政府私利的畸形扩张之下，竟然现在还催生了不少专业的截访公司。在目前各地维稳、打击信访的高压态势下，相关保安公司的“非常业务”如鱼得水。

中华文化强调人的羣体与社会属性，强调人的可塑性，否定个人自私动机的合法性。建国后的二三十年里，执政者努力对人们进行思想改造，道德重建，英雄教育，可惜总是有太多的事与愿违。我们至今仍难以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重亲情、重家庭观念的国家，文革中竟会有大量的青少年告发自己父母的“反革命言论”，带领红卫兵去抄自己的家。可见所谓的社会道德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文革前的一代青少年之所以努力学英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效学才有前途，不仅是政治上的前途，也是事业上的前途，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不论你如何优秀，也许连进入大学机会也被剥夺。我想，这也是那个时代人所共知的潜规则吧！

当然，我们不能说道德教育不管用，但当制度出现严重的纰漏时，道德上的束缚，良心上的不安都已显得无足轻重了，私利才是人们最重要目的，腐败的县委书记一年能捞多少钱，岂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自秦以来，官场的激励制度实际上一种能够把人性的邪恶发挥到极致的体系。虽说几经修改完善，可始终缺少对于权力的制度限制。历史学家研究表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背后，都有政府财政行将破产的经济危机背景和大规模抄家的经济目标。道德终归是困不官员逐利的心。

如今我们还常可以看到，在中国当前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所造成的剑拔弩张状态实在超乎想象，拆迁与土地开发在各级地方政府轰轰烈烈地以推土机作坦克，以城管、公安、防暴警察为士兵的战备状态下推进，普通百姓动辄流泪又流血，多少人既丧了命又无力保卫家园。政府不知道土地与农业是国家的根基吗？当然知道，可是比起土地开发利源滚滚来的真切诱惑，又算得了什么？

有的时候我在想，当我们不停地呼吁去追求遥不可及的道德高地时，是不是在有意逃避制度建设上的漏洞，是不是有转移视线之嫌？

人固然有善的一面，但也有自私的一面。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也可以使好人变坏。“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这是1980年8月18日，七十四岁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痛陈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

如果没有一个健全明晰的制度，政治运作就有太多含混不清的操作手法，让地方官员们自由裁量，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政府的逐利行为势必常常参杂其中。纵观十年来中国政治词语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常态，那就是它们往往显得十分含混。因为含混，所以任何人都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随便地运用，使自己的言行得到支持的理据。因为你也很难判断这些运用方式算不算是误用或滥用。又由于含混，所以这些不同的词语甚至可以互相挪移、替代，在同一类事上都能派上用场。比方说拘捕访民，有时说是为“维稳”，有时说是为“和谐”，还能说这是为“发展”。“维稳”“和谐”与“发展”是三个意义非常不一样的词，却可以各取所需地随你怎么调配都行。

健全科学的制度很难糊弄，道德却是最好的幌子。这也许就是自古以来的统治者们在一直规避实质性的制度建设，而不停呼吁道德高地的根源吧！

无数事实证明，在制度上进行权力内部的分权与权力的外部制衡的双重限权、控权是十分有必要的，道德自律则是制度建设的一个补充和完善。这回温总理深圳讲话中，从“制度上”来“限制权力”的说法，确实触及到了根本问题，也引起了不少人的遐想。但在腐败猖獗屡禁不止和公权力对私权无休止的侵夺的情况下，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更多具体的措施和切实的行动，而不仅仅是空泛的言辞和表面文章。

我一直认为，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民族绝对不应迷信一时的道德力量。它可以信赖的，首先是是制度的力量。对于现今的中国，制度建设恐怕是极要紧的。没有在制度上对权力进行束缚，就没有今后持久的崛起。中国的精英们要有为我们的后代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有切实可行的制度的勇气。不一定要成为先烈，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先驱。无论是一直奋力呐喊的江平，抑或是刚刚逝去谢韬，都是我们应该努力效仿前辈。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尽，剩下的都是最困难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闯地雷阵。相比较而言，苏联的改革则是由难到易。他们已经走过了最难的一关，而中国最难的一关尚未过。苏联的教训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的镜子。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打垮了。

至于构建什么样的制度，如何去做，选择可有很多种，路径也有千万条。但就目前而言我想，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的呼吸并最大程度的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