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讲了之后做什么？

　　自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深圳似乎成了中国改革者的精神圣地，当改革陷入难局时，他们就想到深圳走一趟。温总理上任后，频繁地往深圳跑，大概每次都能汲取到一点改革的勇气。温的性格恰如其名，这种勇气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温总理两届任期快满，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人民中的威望也很高，但他自己肯定不会满意，因为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有的甚至继续恶化。他也曾多次向人民做出了承诺，但没有充分地兑现，老百姓并不觉得舒畅。

　　他感受到改革面临着巨大的阻力。

　　这种阻力不仅来自某些利益群体，而且来自普通的人民。“改革”这个词已经失去邓小平时期的魅力，不再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老百姓对各种改革措施越来越怀疑，以至无奈和恐惧。尽管改革者动机很好，但改革政策贯彻下来，往往变成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工具。一旦掠夺形成普遍之势，任何的补救政策都无济于事。一些和谐措施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我抢了你一百块钱，你愤怒，闹了一下，于是我就拿出一块钱，给你买点水喝。

　　借用洋人的一句话：“改革，有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

　　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勤劳的老百姓之一，最聪明的老百姓之一，也是最无奈的老百姓之一。他们不断地工作，不断地愤怒，也不断地忍耐。罪恶，他们看到了，他们呼喊了，他们在等待着，希望中央想出办法。尽管他们公开地表达出了失望，甚至绝望，但内心中仍然残存着那点希望。

　　等到那点希望彻底丧失时，中国又将陷入另一个动荡的深渊。左派的平等，右派的自由都会被绞杀于刀光剑影之中。

　　让那点希望之光保存下来，扩展开来，是中国执政者当务之急。呼喊改革的口号是没有用的，问题是改什么，如何改。现在是重定改革方向的时候，要将那种少数人掠夺式的改革变成多数人共享式的改革。

　　这种转变的不二法门就是“民主”，共享的改革只有依靠共同的参与才能保证。改革者的开明是非常重要的，但这种开明不足以保证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

　　这种道理无需多讲，包括温家宝在内的领导人都是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人物。他们都知道当前改革的症结在哪里，都知道历史的潮流在哪里。

　　某些既得利益者本能地反民主，但不好公开地说出来。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但没有多大的感召力，而且没有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然而，民主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目前的关键不是从道理上驳倒反民主者，而是在力量上压倒他们。

　　或许正是体认到这一点，温家宝继承了邓小平的南巡精神，发表了执政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强势的讲话。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这段话字字珠玑，温和中透露出千钧之力。尤其是“得而复失”这个词，显然是一种警告式的用语，它的强烈度相当于胡锦涛说过的一句话，“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

　　警告之后，温家宝列出了政治改革的若干领域。

　　“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这段话是推敲过了的，字斟句酌，说明温家宝做了认真的准备。他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方式来表达和落实民主及其相关的价值，以此坚持他关于这类价值的讲话。

　　然而，这个清单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因为类似的表达以前都有过，这一次只不过更集中一些而已。它仍然属于态度层面的试探性讲话。

　　温家宝讲了之后，胡锦涛就要接着讲。大家普遍关注他在特区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将要向全国人民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如果说中央有了统一的部署，那么温总理讲什么，胡主席讲什么，应该是逻辑连贯的，相互支持的。温总理将政改的主题点了出来，胡主席就不会偏离这个主题。

　　不出意外的话，胡会支持温的讲话。不过，支持到什么程度，能否给人以亲密无间的印象，是人们感兴趣的地方。根据胡的性格，期望他像邓小平那样讲出强硬的话，比较困难，也没有那样的条件。温、胡的讲话都无法跟邓的讲话比，但他们如果紧密合作的话，也许会有类似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效果。据说政改如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然而，这种效果不在于他们讲了什么，而在于接下来他们会做什么。

　　在“民主”的旗号下，做什么是大有讲究的。重心可正可偏，雨点可大可小。中国人是最善于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政改热情被调动起来之后，结果可能是一切依然如故。

　　在温总理的上述政改清单中，如果将几个“要”改成几个“如何”，大家又会陷于云里雾里了。这里面的弹性空间太大，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你“要”，但有很多人会反对你“如何”。

　　在“如何”方面，我们可以测出多少内容呢?

　　首先，在基层自治方面，可以放得很开，几乎任何试验都允许试。现在农村基层面临的问题是富村难以民主，因为政经权力合一;穷村民主无用，因为村民无事可议。城市基层也有两个问题，一是公司侵权问题，地产商在合法掠夺的同时，还非法地侵占了业主的大量权益，把小区的公共设施和空间据为己，谋财生利;二是社区冷漠问题，人与人之间缺乏联系与照应，邻居老死不相往来，公共生活难以显现，公共服务难以送达，公共安全难以保障。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国家力量重新介入，以保障基层居民民主权利与合法权益，而不是简单地放手不管就意味着民主。如果国家放手不管，那么基层自治可能成为一潭死水。深圳南山区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来激发社区活力，取得了一些成效，估计会引起中央的兴趣。温总理政改清单中第二条说要“动员和组织人民”来管理各种事务，表明了当下的民主仍然是通过党组织来动员的民主，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民主。不过，南山区的经验需要反思的是，如果以党组织为核心，重建基层治理，自治组织仅仅是帮手，那么“自治”的前途在哪?如果从长远考虑，在基层，不宜强调“党组织是领导核心”，而应该强调“党组织是服务中心”，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服务队，不要想着要别人服从你，而要想着如何服务好“上帝”。这种转变是必须完成的，中国的企业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记得我刚到武汉上大学时，商场服务人员的态度很恶劣，但没过几年，风气大变，现在进商场，服务人员的那个热情真让人有点受不了。基层党组织的干部也要变成这样的服务人员。

　　其次，在行政改革方面，每五年就要进行一次或大或小的改革，不管成效如何，总是在改。十七大启动了的大部制改革，十八大会继续推进。这种改革还是重在提高政府的效率，也许会缩短老百姓找政府办事的流程，以便让服务更好地送达。这个虽然不直接是民主改革的内容，但一个相对独立、廉洁高效的政府是民主质量的重要保障。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教训就是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民主化之后，政府陷入腐败、低效，甚至无可救药。后来要花很长时间来建立民主的效能政府。如果在当前的条件下，中国的政府可以更廉洁一些，更高效一些，那么民主发展起来之后，就会少出现一些教训。

　　第三，在党内民主方面，目前有些麻烦。十六大讲的以完善党代会和党委会制度为重点的改革难以持续下去，一些试点效果并不理想。十七届四中全会将党内民主的重点放到基层，那差不多成了基层民主的一部分，可以做一些事情，但与人们的期待有很大的距离。官方、民间在党内民主方面似乎有一定的共识，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现在可以做的是让纪委会与党委会(或改成执委会)平行，以解决权力制约问题。另外似乎可以做，但风险较大的就是党的一把手通过竞争性投票产生。没有竞争性投票，党代会的制度就难以完善，因为党代表心虚，不知道该干嘛。

　　第四，在人大民主方面，基本上还没有启动。一些地方性的小试验，如人大代表工作站还受到上面的阻挠。前些年零星出现的独立候选人受到地方政府的全面压制。人大监督权流于形式。有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透露，他们市的党委书记对他说，你们要考察，要经费都可以，但不要搞什么监督。人大在参与决策方面有了一些内容，但顶多是咨询性的。广州市搞的人大改革试验目前还没有看出令人惊喜的成效。其实，要兑现温总理的政改承诺，最值得做的就是人大民主。如果不发展人大民主，那么“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就是一句空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培养了很多有治理才能的精英，他们有为人民服务的意愿和才能，但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如果通过参与人大竞选，获得这种机会，那么中国的政治生活将焕然一新，执政党的威望也会随之提高。当然，与人大竞争性选举相配套的改革就是将政府的信访部门、审计部门、监察部门让人大直辖。目前，阻挠这一进程的主要是地方官员，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做的那些破事情受到人民代表的监督。可以想像，他们阻挠这一过程比阻挠房地产调控还要激烈。

　　第五，在言论自由方面，近些年来，对言论的管理有所加强。然而言论的空间似乎在扩大，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主要不是制度和政策因素造成的，而是技术因素造成的。电子和网络技术快速发展，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管理那么多的不同意见了。另外，网络的全国化和全球化，以非常快的速度壮大了公共舆论的力量，如果在言论上管理过度，会激起猛烈的舆论浪潮。这个，政府受不了。不过，政府的管理技术也在提高，可以高效率地将那些不中听的言论过滤掉，对那些有较多这方面言论的人士进行分层管理。对传统媒体的管理那就更不用说了。这样就可以让政府听不到那么多的批评，以致有宣传官员说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局面。如果一方面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另一方面在继续和强化上述那些管理，这无疑会导致人民越来越多的反感。

　　第六，在司法建设方面，近些年来，“司法公正”几乎成为一句笑话。司法腐败是比较彻底的，可以说是从根上烂掉了。一个中级人民法院的领导层，几乎一锅端之后，新一茬领导又集体腐败，被查处之后，后来的领导照样腐败。普通老百姓如果跟权势分子打起了官司，十有八九会输掉。情况是这样的：(1)你的请求如果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你肯定会输;(2)你的请求如果在法律上模糊，法官会做出倾向于权势者的解释，你也肯定输;(3)你的请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脚，法官会挑其他的毛病，你也很可能会输;(4)你的请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脚，法官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他们会配合权势者来调解，实际上是威胁性的调解，你可能会接受不公平的调解，可能会撤诉，也就是认输;(5)你的请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脚，法官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又不吃威胁那一套，那么法官就会拖，一个官司也许拖个几年也不给你判，你相当于输;(6)你的请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脚，法官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不吃威胁那一套，法官实在拖不下去了，可能会不得不判你赢，但判了之后无法执行，你还是得输。如此之后，还有多少的平民百姓愿意去告权势者呢?可以这么说，在当今的中国，老百姓在跟权势者打官司方面，其命运比击鼓鸣冤的时代可能还要悲惨。温家宝说“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这个“特别”不是随便加上去的。然而，司法公正如何保障呢?有人说司法独立就可以了。不用说当前不可能做到司法独立，即使做到了，也带来不了司法公正，反而有可能将司法界变成黑社会式的独立王国。司法公正仍然需要民主来保障，在有些国家，法官不公正执法，是要受到代议机构弹劾的。中国有类似的制度，因为法官需要人大来任命，如果人大民主起来，法官就会受到相对有效的制约。在此之前，只有通过人治的方式来保证司法公正，那就是要依赖执政党的强有力监督，并培养好新的法官队伍，形成司法界的职业自律。

　　如此解读之后，就会发现，温家宝的政改讲话如果要真正落实下来，只有走人大民主这条路，它是中国民主之纲，只有纲举了，目才会张。

　　人大民主应该成为当前中国政改的最大共识，无论左派理论，还是右派理论都能找到支持它的理由，无论是平民，还是精英都能在其中不同程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希望大家对政改的期望不会变成这几年对房地产调控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