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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底层社会的刚性化

时间:2010-07-20 15:41:15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阅读:1921


新底层社会的刚性化

  作者:张劲松

  更为严重的是,阶层流动减少后,若因各种原因从原有上层或中间跌入底层,却又缺少回升的通道时,失落感将更严重

  底层社会在社会变迁中怎么了?曾经作为中国革命主动力的无产阶级身份的底层社会,为何出现了今日的风险和危机?现实告诉我们用宏大的理论无法说明底层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现状,更难以把握底层社会的发展趋势。

  存在大比例的底层社会真的很可怕吗?

  中国快速发展仅有30余年,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走过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才走完的道路,中国的中间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还为时尚早,底层社会大比例现象还将存在很多年,中国拿什么去稳定底层社会?中国没有西方经验可以借鉴,立足于中国国情才能找到出路。

  存在大比例的底层社会真的很可怕吗?其实不然,从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可以看到,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底层社会占多数的国家,特别是封建社会更是如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农民一直处于底层社会,但中国封建社会并非总是处于动乱时期,相反,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时期是稳定的,这种稳定性保证了中国封建社会能长期存在。追根溯源,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只要政府没有腐败到让底层社会的大多数农民无法活下去,政权仍然能延续。一旦国家政权成为了社会发展的负担,揭竿而起则为时不远了。这是封建社会政权更迭的一般规律。因此,在封建社会,开明的统治者为了自身的统治能持续,不得不采取休养生息的、有利于底层社会稳定的政策措施。同时,统治者还创造出几条让底层社会爬升的通道,如文官有科举制度,武官有功绩制度,底层社会通过按统治者设计的通道,可以挤入中间阶层乃至上层社会。虽然爬升的道路是窄小的,但毕竟能让极少的一部分爬升,它给了底层社会一个梦想,一线希望。

  当前,大比例的底层社会现象之所以变得很可怕,是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凸显。具体来说,影响底层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是,中国社会进入了阶层流动减少时期,底层社会爬升到中间阶层的机会正在减少。

  新底层社会开始出现并逐渐刚性化

  改革开放之前,因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太大,绝大多数人都很贫困,这一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发展,解决生存问题。加上计划体制对人的控制,社会反而是相对稳定的。当然,当时最大的差距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即工农差距。变为非农户口,进入国家管理层,是底层社会的梦想,恢复高考让底层社会特别是农民的孩子看到了希望。高考制度打通了底层社会爬升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造就了当今党和国家的政治精英。通过高考科班出身的政治精英,正成为社会上层的支柱之一。当然,当年高考独木桥太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则造就了我国的经济精英。短短30余年时间,还不足以产生大量的文化精英,却也让一部分底层社会人员通过努力进入了文化领域,文化精英阶层即将形成。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机遇与风险并存,抓住机遇者可快速从底层社会爬升至中间阶层和上层社会。

  然而,改革开放20年后,底层社会爬升的通道大大减少,研究表明,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机会较多,但是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在社会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机会也在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而农民阶层中的精英部分从农村转移出来后,面临着户籍制度、低收入、城市高房价等多种因素的困扰,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仅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现有状况。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除了可以看到贫富差距的扩大之外,还可以看到因为缺乏社会保障和收入保障的“新底层社会”形成,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未被利益集团吸纳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底层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并且这个底层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刚化。

  稳定底层社会的高尚道德力量缺失

  尤为严重的是,自1999年大学生扩招以来,大学向全社会开放,处于底层社会的农民和工人的孩子有更多机会上大学了,然而,扩张后大学生数量大增,大学生不再是社会的精英,一毕业就失业的现象严重。许多底层社会的家庭本希望靠供养大学生来实现阶层爬升,到头来,不仅耗尽了本就不宽裕的家产,子女就业无望或低收入就业加剧了其贫困,其向中间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如果拿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最近10年对比,人们会发现一种比数据更可怕的趋势,这一趋势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固定化。谁是穷人,谁是富人,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以后基本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基本可以落实到人头,年轻人基本可以对号入座。中国社会由此开始丧失自下而上的流动渠道。

  更为严重的是,阶层流动减少后,若因各种原因从原有上层或中间跌入底层,却又缺少回升的通道时,失落感将更严重。穷惯了的人,财富哪怕只增加了一点点,其幸福感都很高;没有经历贫困的人,一旦处于贫困之中,其承受力会很弱,若再也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就可能走向极端,成为社会的潜在威胁。

  问题虽然严重,但是若在底层社会有着高尚的道德教化,也能消弭社会潜在的危机,即实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状态。然则,我们的道德教育往往脱离现实。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接受的都是很高远的道德,一旦进入社会之后,就会发现这些高远的道德与现实相差太大,这种反差容易让人怀疑起这种高远的道德,进而回归到了原点状态,一切靠经验去找寻生活中的道德支持。再加上国家力量对底层社会进行高尚道德教育的制度缺失,稳定底层社会的高尚道德力量缺失。富二代、官二代及其中个别人的奢侈生活刺激着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们,相对的贫困及阶层爬升希望的渺茫,导致仇富、仇官心态的蔓延,却没有更适合的道德去教化“受伤的心”,阶层冲突时现。(作者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

  底层生活的三个场景

  ——拥挤的房屋,发臭的小河,垃圾四散,污水横流,但炊烟袅袅,生机盎然。室外摆着的破旧台球案子,低矮屋子里壅塞着的简陋网吧,是一群年轻农民工的娱乐生活。这里和灯红酒绿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区不过一箭之遥,却分明是两重天地。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他们最烦别人叫他们农民工。明明就是个工人,干活领工资,跟城里人一样,为什么非得加上个农民?

  ——一勺子豆浆卖4角钱。豆浆一勺一勺地舀出去,钢镚一枚一枚地接过来,1元、5角、1角,大大小小的钢镚跌落到一只小小的塑料罐里。一些底层小人物就是依靠这些钢镚度过人生的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这些钢镚给他们带来憧憬带来希望,他们靠这些钢镚养家糊口走亲访友,还要为儿子结婚出一把力。和公务员、医生、律师、教师、记者,以及一些垄断行业的员工相比,他们的劳动是艰辛的,经济收入是有限的,经济来源是没有保障的。

  ——北京唐家岭,促狭的街道、逼仄的居住空间、嘈杂、肮脏的环境,小餐馆、小发廊、小诊所、小网吧和通常是无照经营的低档娱乐场所……是“蚁族”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他们在满是臭味的宿舍里落脚,在睡袋里安身,浑不知“天之骄子”为何物。他们早已不看重自己的本科学历,因为学历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他们不知道这种苦哈哈的聚居生活还要持续多久,只好带上睡袋,随时准备上路。

  别放大底层的社会性愤怒

  作者:龚维斌

  外界认为农民生活贫困,但如今农民的满意度确实提高了,只是少数被征地的农民会产生一种不满意感。因此不要给这些人强加一些标签来进行看待

  比较引发的“相对剥夺感”

  所谓的底层是相对意义上的。任何一个群体中都有一部分人不满意,而不是一个群体中所有的人都不满意。比如说2006年废除农业税,绝大多数农民是满意的。现在种粮还有补贴,可以增加收入。因此只能说是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不满意。这一部分人不满意主要是来自于生活受到挫折、利益受到侵害。这种不满意是通过比较得出的,也就是所谓的相对剥夺感。

  这种相对剥夺感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相对周围的人,与同一层面的人比较,自己的预期利益和现实利益没有得到实现和保护;相对自我目标定位的比较,生活条件高了仍不满意,是因为需求层次也提高了。50后、60后人群的忍耐度是现代年轻人所不能比的。

  以上两点是基于相对的一种比较而言,而这种比较是建立在当今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基础之上的。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媒体给公众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提供了便利。这种“相对剥夺感”随着传播被媒体放大了。

  别给底层贴标签

  有学者认为,一些“夹心层”因为制度、权力和资本的合谋等客观原因沦落到底层。这些人加入底层,对社会会有很大冲击,我觉得有点杞人忧天。确实这些人相对能量较大,但目前来看危害不大。所谓的“夹心层”是外界赋予他们的标签,他们之间没有联络也没有自觉的意识,但严重的就是这种心态的蔓延。这个群体目前还属于“自在的阶层”而不是“自为的阶层”,所以并不可怕,但需要重视。

  我想说说大学生“蚁族”,这个群体虽然很弱小,但发扬着蚂蚁的精神。他们没有放弃希望,没有放弃追求,没有更多的抱怨。对于个人的困境从自身找原因,没有归咎于政府,归咎于社会,不要简单的认为他们是“夹心层”,也不要往这个方面引导。这个群体目前的心态很健康积极。政府应该设置各类通道来让这些人来实现梦。所谓的“夹心层”、“蚁族”都是外界赋予这些群体的标签,但他们自己也许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大学刚毕业群体们虽感到工作压力大 但也认为通过拼搏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外界认为农民生活贫困,但近年来,总体来说农民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只是少数被征地的农民会产生一种不满意感。因此不要给这些人强加一些标签来进行看待,也不要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放大这部分人的社会性愤怒。(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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