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谈“普世价值”有何政治玄机？

（写这个看点是因为读了杜光教授一篇不能发表的文章。杜老认为，目前正在中国甚嚣尘上的对“普世价值”的批判其实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有人说“普世价值”不仅是理论怪胎，还有巨大的实践危害（侯惠勤：“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实践危害）。还有人说，“普世价值”是虚伪的，是对人民的阶级利益的否定（虚伪的普世价值与人民的阶级利益）。（杜老还在文章里提到其他几篇文章，其中包括李必胜的“对30年改革十大失误原因和责任的追问”。）

如果按照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尺度和言论标准衡量，这样观点就是公然与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央背道而驰，因为胡锦涛和温家宝对“普世价值”的拥护和支持是毫无疑问的(胡锦涛、温家宝肯定普世价值)。

先看胡锦涛关于普世价值的论述：

2006年4月，胡锦涛访问耶鲁大学并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说，中国政府的使命之一就是“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胡锦涛耶鲁大学演讲全文）；

2008年，胡锦涛在新年致辞中说，“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胡锦涛：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2008年5月7日，在胡锦涛签署的中日共同声明中有这样的句子，中国需要“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次日，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时，胡锦涛又说，“坚持开放，就是要打开国门来搞建设，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全文））。

再看温家宝关于普世价值的论述：

2006年，温家宝接受欧洲五家媒体的访问，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温家宝再谈乡镇直选）；

2007年两会之前，温家宝在一次讲话中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温家宝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对外政策）；在两会之后一年一度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又一次阔谈“普世价值”，选举网的关中人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温家宝在出任总理后五次记者招待会上对“普世价值”的论述（从五次记者招待会看温家宝和中国政改的前景）；

2008年，温家宝在接受美国CNN记者采访时又一次提到“普世价值”，他说，“我相信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推进政治改革。因为发展是全面的，所以改革也应该是全面的”（CNN专访温家宝总理全文）。其实，无论是胡锦涛还是温家宝，他们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政治发展时往往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诉求（胡温讲民主 百姓听余音、温家宝与外国人讨论民主全记录）；

2010年6月，温家宝在接受日本NHK采访时重申，“政治体制改革概括起来应该注重解决四方面问题：第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第二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第三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温家宝接受NHK专访：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最近，温家宝又出人意料地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回忆胡耀邦的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文章里没有直接讨论“普世价值”，但是字字句句不仅渗透着对胡耀邦的追忆，也放射着对“普世价值”的追求。“有报天天读”的杨锦麟对这篇文章发表的评论是：“三十多年之后，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关键节点，中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复杂程度远甚于三十年前，此时此刻纪念和缅怀胡耀邦，不可能只是一个个人的情感流露，但也不可能被牵强附会加以毫无边际的政治想象，我们很难认同外界诸多‘玄机处处’的牵强附会，但如果用温热这两个字来描绘我们对此时发表这一篇文章的感受，相信是适当的。”（温家宝回忆胡耀邦：没有玄机，只有温热）。

《南方周末》的郭光东说，“应该说，在领导人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这样的文字、文风是相当罕见的。如果领导人能够不再限于用公文、报告的语调发布政见，而是多一些《再回兴义忆耀邦》这样的人性（含有普世价值的？--笔者）文字，相信能为政坛带来一股活泼的新风。”他还说，“一个宽容而和谐的国度，应该允许自己的公民表达自己的感情，或悼念，或拥护，或反对。这样自由表达感情的权利是每一个公民应该拥有的，包括普通百姓，也包括国家领导人。”（温家宝忆胡耀邦文的不凡之处）郭先生描述的这种境界难道不是“普世价值”在任何一个国度的最好实践吗？

问题是胡温对“普世价值”的“说法”或者“看法”（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也许，若干年后，他们的文集和年谱出来后，我们才能比较肯定地评判他们的真实想法）究竟有没有“政治玄机”？

对偏“左”的人来说，胡温对“普世价值”的肯定和支持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他们认为胡温谈“普世价值”是假，计划推动政治改革是真。

对靠“右”的人来说，胡温谈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不过是嘴上的功夫，是在做秀和演戏，是在用漂亮的话语推迟具体的行动。

笔者认为无论是来自左的“歇斯底里”还是来自右的“怒其不争”都没有任何道理。

首先，“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在中国这个受“意识形态正统论”严重阻挠和骚扰的国家，合法性和权威性都来自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而这个正确性是可以“讲”出来的。如同当年不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辩论，农村的“联产承包”和后来的改革开放可能根本就不能启动。1992年，如果邓小平不到南方去行使自己的话语权，世界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改革有可能就死于襁褓（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伟大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对未来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准备，胡温对“普世价值”还需要做更频繁、更细致的表述。

第二，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公众，特别是代表公众各个团体的精英对政策的辩论，尤其是对支持政策制定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支持或反对，都是正常的，有序的，受到保护的，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当各方都不能通过辩论取胜的时候，民意的表示就成了关键。尽管中国还没有这样的让公众决定谁的政策更为高明的机制，但是党内已经实实在在出现了所谓“派系”（杜导正前不久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的高层有“两种主张，两个力量在那里较量”），他们的不同意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述出来应该说是国家正常和社会健康的座标。即使这里有所谓的政治“玄机”，哪怕这里所说的“玄机”是指为了确定谁去组成中共下一代的领导人设计的陷阱或搭建的楼梯，只要争论的双方没有用“政治正确”的拳头和意识形态的大棍置对方于人格和肉体的死地，他们的辩论就应该受到鼓励和提倡（海星：皇帝的新衣？--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

最后，胡温自己讲“普世价值”，并允许和鼓励方方面面的人对“普世价值”作为治国理论和执政目标做出截然不同的解读和评议其实就是对“普世价值”的一种极有意义的实践。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正在扶摇直上的大国，一个因为崛起而引发世界性的不安和惶恐的大国，一个立志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胡锦涛语）的大国，如果不走“普世价值”的路，就可能无路可走。

这就是胡温谈“普世价值”的“政治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