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兰方 贾存斗 15日发自北京）7月初，正值幼儿园报名入学的高峰时段，北京市清河朱房村十几家“黑户”幼儿园，面对的却是“是否停办”的抉择。

　　朱房村属于清河街道办事处管辖，该村本地人口4000多人，另有10000多外来人口。刚性需求催生了村里十几个“黑户”幼儿园，每个幼儿园少则三四人，多的近百人。财新记者探访得知，这些幼儿园都是租住村民的一个院落或几间房，设施简陋，存在大量安全隐患，教师资质也难如人意，多数未取得相应办学资质。

　　不独清河地区，北京市政协2009年的调查显示，全市没有在任何部门登记注册的“黑户”幼儿园，多达1299家；而公立幼儿园以及有合法资质的私立幼儿园，总共只有1266家。

　　自今年5月各地幼儿园连续发生多起公共安全事件后，北京市启动针对“黑户”幼儿园的整治行动。清河街道办事处已专门召集四五次会议，研究规范管理问题。从6月初起，海淀区清河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更是联合城管、公安等多个部门，对所有“黑户”园进行安全检查，并要求“黑户”园、租户以及房东共同签署三方安全责任书。有的村民不愿为此承担责任，拒绝将房子继续出租给幼儿园，不少“黑户”园不得不停办。

　　然而，若全部取缔上述“黑户”幼儿园，仅朱房村就会有大量孩子无园可上。“朱房村就会有几百个孩子跑到大街上”，该村童心幼儿园一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

　　在“入托难、入托贵”几成民怨的大城市，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加大政府投入已成普遍呼声。压力之下，北京市承诺将在2010年改造30所公办幼儿园，继续扩班300个，即便如此，也远远满足不了旺盛的需求。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刘炎教授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学前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是导致“黑户”园疯滋狂长的主要原因。

　　“入托难”加剧“黑户”园地下发育

　　与“黑户”园旺盛生长相同步的是，北京市正规幼儿园“入托难”日益升级。分析称，这不仅仅拜两年前的生育高潮所赐，也与外来人口增加有关。

　　幼儿园入托问题开始受到舆论重视，是在2009年。这一年，2007年出生的“金猪宝宝”到了入园的年龄。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北京市住院分娩量达到16.1万人，比2006年增长25％，创下20年来的最高纪录。

　　同时，北京市外来人口不断膨胀。近三年来，北京共出生幼儿46万人，其中户籍人口占49％，非户籍人口占51％。

　　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儿园园长胡华告诉记者，就在这两年，园里先是接到了“北京户籍优先录取”的通知，现在又接到了“朝阳户籍优先录取”的要求。

　　行政指令并未分流庞大的入托需求。今年3月1日到3月15日，定员仅50名学生的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儿园，启动网上报名系统，一口气收到200多份入园申请。其后每一天，都能接到几十个询问招生的电话。收费更为低廉的公立幼儿园门口，更是彻夜排起长队。不少家长反映，一些口碑较好的幼儿园，更是需要靠“人情”“送礼”才能得其门而入。

　　这给“黑户”幼儿园创造了市场空间。在北京远郊新兴的住宅区内，涌现出大量“家庭幼儿园”。如距离地铁天通苑北站不到3公里的昌平区北七家镇，在2000年前后陆续建起了十多个住宅小区。因地段偏远，房价相对低廉，吸引了大量事业刚刚起步而收入不高的年轻人。整个北七家镇陆续开办了63所幼儿园。但除了几所村办幼儿园，大多开设在小区住宅、农舍里的“家庭幼儿园”，都没有取得“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这些“黑户”幼儿园，多集中在北京周边的外来人口集聚地。以朝阳区为例，该区最多的时候曾达到385所，接收儿童1.9万名。

公办园为何持续萎缩？

　　幼儿教育需求不断上升，但在北京父母们的选择似乎越来越少。

　　在大多数家长们看来，公办幼儿园是最优选择。朝阳区教委2009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0%的家庭希望孩子能够进入公办园。因为公办幼儿园享有大量政府补贴或财政拨款，因此能以低廉的价格提供优质的服务。

　　然而，近15年来，北京公办幼儿园的数量却不断萎缩。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曾晓东告诉财新记者，过去所说的公办园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在政府预算内由政府拨款建设运营的公办幼儿园；第二类是企事业单位自办的幼儿园，其教师也因所在单位性质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身份，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各个单位，政府以税前留利等多种形式进行“暗补”；第三类则是街道等集体经济自办的幼儿园。

　　在国有经济改制之前，企事业单位和集体办园撑起了幼儿教育半壁江山。1995年，这部分幼儿园占到全国总数的76％。随着国企改制以及单位后勤社会化改革启幕，大批单位自办园被作为“包袱”甩给了社会。

　　1990年，北京市有托幼园所4793所，到了2009年减少到1266所，主要原因就是单位办幼儿园的撤并。从全国层面来看，单位、集体所办幼儿园的比例，已经从1995年的76%迅速下降到了2006年的21%。这些被撤并的，恰恰是为中低收入的工人、普通居民提供服务的幼儿园。

　　保留下来的公立幼儿园当中，有不少定向服务于特定机构和区域，对外少有招生名额。如北京市北海幼儿园，质优价廉，但仅面向中央部委公务员的子女。2009年，广州曝出9个机关幼儿园一年财政补贴6000万的消息，网民普遍抱怨，“养了公务员还要养公务员的儿子”。

　　虽如此，在此轮幼儿教育社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仍有大量民办幼儿园应运而生，其中不乏高质量、多元化的教育服务。但这部分优质资源市场定价不菲，收费动辄上万，让大多中低收入家庭望而却步。大量中低端幼儿园则质量低下，甚至不能达到政府所划定的办学条件，沦为“黑户”园。

　　所谓“入托难、入托贵”，正是对于这部分家庭而言——其本质是“入公办幼儿园难、入优质幼儿园贵”。

政府补贴只惠公不惠民

　　公办幼儿园质优价廉的秘密，在于其获得了“公家”或明或暗的大量补贴。问题是，这一公共资源总量偏紧，分配却难言公平。

　　自学前教育逐步纳入市场化体系以来，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对其的投入均迅速下降。2003年，学前教育在中国政府教育支持中的份额仅占1.3%，近十年来这一投入比例基本没有变化。在北京，2008年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仅占教育附加费的3.1％，市区两级财政投入共7.41亿元。

　　这种财政补贴和投入，往往以两种方式体现出来。

　　传统的公办幼儿园，普遍实行收支两条线。冯晓霞告诉财新记者，当前的模式并不是完全的全额拨款，但编制内的教师工资、硬件改造等均列入预算经费，“收的少，支的多”。随着这些年编制收紧，公立幼儿园不得不聘请大量合同教师，为解决他们的工资问题，也大量收取各种形式的“赞助费”。至于各个机关部门的幼儿园，则从机关办公费用中列支，从而享受各项财政拨款与补贴。

　　对于改制后的企事业单位幼儿园，多采取“民办公助”的形式。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儿园即是一改制园，其初始资金来自于学院，现在每年象征性地缴纳十万元场地占用费。在当前幼儿园的运营成本中，房租占去了最大的一块，像这样对用地、用房进行“暗补”，大大减轻了幼儿园的运营压力。

　　正是因为有此类或明或暗的补贴、拨款，公办幼儿园以及改制园的收费均低于同等质量的私立园。如北京明天第一城小金星国际幼儿园的收费平均为每月1400元，而同等条件的公办幼儿园收费仅为每月900元。

　　如今，优质的公办教育资源越来越难以惠及普通百姓。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儿园园长胡华告诉记者，绝大多数公立幼儿园的名额都已经内定好了，公开招生只是一个形式。

　　她还透露，即使是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儿园这样的体改园，也很难做到公开招生。幼儿园今年准备招收五十个孩子，按照规章，小区业主子女、学院教职员工子女优先，名额便占去了一大半。除去各种无法平衡的“关系户”，这一年真正面向社会招收的名额，只有5个。

　　“我们花了太大的代价，才换来这样的共识。”在曾晓东看来，财政对幼儿教育的支持，就像一个灌溉系统，原来的水渠被堵死了，现在要重新开挖。

　　“如何挖出科学合理的水渠来？现在是很好的契机。” 曾晓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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