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的暴力杀戮事件特别多，网络上的舆论也十分混乱。北京青年杨佳因遭受警察暴力侵害，投诉无门，遂一口气杀死六名上海警察；而哈尔滨的六名警察与刚毕业的大学生林松岭在酒吧门口因小事发生口角，发展为肢体冲突，六人齐心协力将林殴打致死。刚开始，许多网民以林松岭被害一案来反证杨佳杀死警察的合理性——既然作为“最可恨的人”的警察对平民如此残暴，平民难道不该实施天赋的自我防卫权吗？但当有人在网络上散布林松岭乃是高官亲属、富商之子（后来证实这些都是谣传，林的父亲只是一名小商人）的消息之后，网民的态度立即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为那六名打人的警察鸣冤叫屈——既然是“恶少”首先袭击警察，并未携带武器的警察焉能不奋起自卫？他们立即将六名警察视为正义的化身，将警察归入与杨佳并列的“除暴安良”的“大侠”阵营之中。
在今天的中国，暴力杀戮不仅席卷社会，而且渗透到校园之中，校园已非一片净土。在最近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被媒体大幅报道过的，便有三起学生残忍杀害教师的事件：十月四日，山西朔州某学生将一名年仅二十三岁的、与之无怨无仇的教师刺杀致死；十月二十一日，浙江缙云三十一岁的女教师潘伟仙在家访途中，被学生丁某掐死；十月二十九日，留法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正在上课的时候，被本校一名学生砍死在教室里。这些暴力事件，尤其是校园暴力事件，当然不是中国特有的——美国也经常发生校园暴力事件，由于美国公民可以合法拥有枪支，校园暴力事件的主人公通常选择威力巨大的枪支作案，导致校园暴力事件更为血腥，死亡人数也更大（如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枪击案，死亡多达三十三人）。人性之黑暗、蔑视人类普世价值之凶徒，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化中都存在。可以说，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便不可避免有暴力的存在。但是，我发现，同样是杀戮事件，完全不一样的乃是社会舆论的反应——它比事件本身更值得我们关注与警惕。
学生付某拿着菜刀冲入课堂，当着几十名同学的面将程春民教授砍翻在地，鲜血喷满讲台。行凶之后，凶手并未逃离现场，而是镇定地掏出手机来报警。程春民教授不治身亡，撇下仅有五个月身孕的、伤心欲绝的妻子。在网络上，人们却热烈地讨论这起谋杀案的“幕后消息”来，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程春明与凶手的女朋友存在暧昧关系，甚至在该女生考研的过程中与之有过情色交易，致使该女生的男友忍无可忍，最终痛下杀手。中国人历来对他人的两性生活充满猎奇心理，因为有了“桃色新闻”，人们变得异常兴奋。很多网民对死者缺乏起码的同情与尊重，对死者的妻子以及腹中的孩子的悲惨命运更是视若无物，反倒堂而皇之地歌颂起杀人凶手来。
在网民言论的质量相对较高的国内论坛“天涯社区”上面，网民的留言五花八门，其中认为死者大节有亏，所以死得活该的看法占主流。此类留言句句大义凛然，理直气壮——“这是那句高校流行说话的最新注释：教授教授白天教授，晚上野兽。”；“失去了道德约束的中国教授们，这是一个最警醒的下场，无论他多么有名气。一句话：活该。”；“中国大学教师中禽兽众多，才死一个？太少了。”；“现在大学教师基本和导演一样成为禽兽行业的代名词了。”；“在大国强权霸权下，恐怖主义是弱国对付大国霸权的唯一可行方法。虽然这种方法是自杀式的。哎。不难理解。”；“个人恐怖主义盛行啊！教授被杀，第一直觉就是此人过分压榨、侮辱学生，引致学生崩溃报复。不然是什么原因呢？学生主动得罪老师？就像杨佳案，百姓会主动得罪警察？为那个风华正茂的那个学生惋惜。”；“断他一条脚筋，让他一辈子坐轮椅看着风华正茂的女生，却无法上床，不就可以了吗，干吗要他命呢？”；“赌博起贼性，奸情出人命。精辟！”；“呵呵，砍了一个而已，中国像这样的败类多了。只砍了一个，你们鬼哭狼叫什么！”；“一个祸水女人，引发的血案！”；“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是个男人就会砍死丫的，老婆都怀了孕还不老老实实，这种人死有余辜。不要说什么据说不据说的，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没有刻骨的仇恨怎么会当众杀人，最后一个字：该！”……这些言论没有丝毫的同情心，只有道德高调和暴戾之气。“笑谈渴饮匈奴血，壮志饥餐胡虏肉”的激情，让我毛骨悚然。这就是我的同胞的基本素质吗？他们个个都自任为高高在上的道德法官，以为自己可以判定他人的善恶甚至生死；他们个个都是嗜血的观众，虽然暂时还不敢亲手去杀人，但在观众席上为杀人者摇旗呐喊则是拿手好戏。
与之截然相反，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举国上下都在为无辜受害的年轻生命感到伤痛，与枪杀者的罪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性里面美好一面的流露。比如，那位挺身为学生抵御子弹并付出生命的教授的家属，将巨额保险金捐献出来作为一项教育基金，致力于不同族裔之间的交流与和解。他们相信爱与宽容才最有力量，而不是暴力与仇恨。他们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死者复生。此次震撼全美的校园枪击案，也揭示出美国社会和教育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但更彰显出文明的力量与人性的高贵。美国尽管不时发生惨绝人寰的暴力事件，电影和电视上也经常出现渲染暴力和色情的内容，但就整个美国的社会氛围而言，拒绝暴力、批判暴力，倡导理性、法治、和平、仁爱的声音，还是主流。作家基甸在《在仇恨扭曲之处播种宽恕》中写道：“美国人为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缺失悲哀、反思、自省。然而他们没有停留在消极负面的情绪之中。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在绝望里他们还有超越的希望。社会和文化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性与心灵的问题。面对邪恶，人的天然反应是以牙还牙，是伸张公义和报仇雪恨，而用宽容和爱心回报邪恶与变态，在仇恨扭曲之处播种宽恕，需要内心何等的勇气和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人将凶手当作英雄，也很少有人将凶手视为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魔鬼”。舆论普遍认为，凶手应当受到谴责，也有份获得宽容与爱。在大学校园的纪念碑上，凶手赵承熙的名字与受难者的名字排列在一起——这是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一种纪念方式，同样是一位校园凶杀案的凶手，云南大学的学生马加爵，在被处以死刑之后，他的母校里万人空巷，纵酒狂欢，他的家属出于耻辱甚至不去领取他的骨灰。而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里，人们为凶手的悼念碑前的留言令人动容——“你没能得到必要的帮助，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感到非常悲哀。希望你家人能尽快得到安慰并恢复平静”；“今后如果看到像你一样的孩子，我会对他伸出双手，给予他勇气和力量，把他的人生变得更好”；“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什么时候，我的同胞们才能写下这样的言语呢？
如果一起暴力事件，所引发的不是对暴力文化的反思、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爱的渴求，反倒是对凶手的礼赞、对死者的冷漠以及对更大的暴力的鼓吹；那么，这个社会便已经陷入了严峻的危机之中。暴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部分民众将暴力当作一种生活的常态，甚至将暴力“正义化”。诚然，每一桩谋杀都是有理由的，但任何一个理由都不足以让谋杀成为一条通往正义的道路。反抗者以暴力手段可能有希望消灭施暴者，但终将让自己也变成施暴者的一员。中国那冤冤相报、以毒攻毒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暴力不能获取正义，而只能带来更大的暴力以及更大的不公。像张献忠那样的农民起义领袖，揭竿而起的原因当然是明王朝“苛政猛于虎”。但是，张献忠对无辜老百姓的肆无忌惮的屠杀，难道就是正义之举吗？清人彭遵泗著有记载张献忠在四川的大屠杀的《蜀碧》一书，他在序言中说：“其杀弧奴死，雪鳅死，贯戏死，剐腹死，边地死，士尽矣！及匠佣，及妇女，及僧道，及兵卒，人尽矣！及犬牛，物尽矣！有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湮其井，平其城，二年之间，骨积成莽，血流成渠。……而贼之逞毒，一日封刃，其心不乐也。”然而，长期以来，张献忠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当代中国历史叙述中，一直以英雄的形象出现。故而，如今人们将杨佳当作英勇无比的刀客，亦是此种教育灌输的必然结果。
今天中国的社会充满了种种不公义，法治不彰，新闻不自由，民间之怨愤无从舒缓，暴力乃至“同归于尽”成为许多人最后不得已的选择。然而，对于老百姓而言，如果轻易肯定或赞同暴力，不仅无法让正义成为可能，反倒会让自身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之下。所以，不能因为民间的处境、弱势群体的地位，便可以赋予暴力以某种合理性。对此，学者熊培云在《谁杀了程春明》一文中评论说：“种种对血腥与暴力的自我喂养，对自己以及他人生命权利的漠视，无论来自权力还是市井，真是这个社会充斥‘零星的杀戮’的根本原因。更可怕的是，假以时日或者机会，‘零星的杀戮’也可以燎原，让新一代人噩梦重温。”毫无疑问，一旦暴力启动，便难以终止。而暴力的牺牲品，大都是普通人，而非特权阶层。职之是故，对于像杨佳这样的杀人凶手来说，既不能将其视作现代罗宾汉，也不必呼吁法庭将其特赦，而应当督促司法机关对其实施公正的审判，使审判成为彰显法治精神、遏制暴力行径的前车之鉴，而非引发新一轮仇恨、怨毒与杀戮的起点——遗憾的是，今天上海法院的审判方式更接近于后者。
由于人内在的罪性，每个人都有潜在的暴力倾向。但是，人类社会逐渐成熟的文明，其标志便在于可以有效地消除暴力泛滥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土壤。英国学者鲍曼在《大屠杀与现代性》一书中指出：“当建立了恰当的对应关系时，沉睡者效应指的是有暴力倾向的个体，如独裁者、暴君或者恐怖主义者的潜在的个性特征。沉睡者从他的行为模式的规范阶段中被唤醒，蛰伏的、暴力倾向的人格特征被激活。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人都是沉睡者，以至于他们都有一种在特殊条件下能被触发的暴力潜能。”社会的不公是唤醒人内在的暴力倾向的主要原因。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不公，但这不能成为我们选择暴力的借口。如果说要比试谁的遭遇最凄惨，有谁比林义雄的女儿林唤均更凄惨呢——一九八零年，台湾早期人权活动家林义雄遭遇灭门惨案，凶徒杀害了林奶奶、两个孪生女孩亮均、亭均，另一女孩唤均身中数刀，幸运地死里逃生。此案至今未告破，如果唤均作出像杨佳那样的选择，以暴力寻求正义的话，谁有资格谴责她呢？但是，唤均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她在美国受洗归主之后，与一名美国宣教士结婚，返回台湾从事福音工作。她和父母一起决定将那间发生血案的凶宅开辟为一间纪念馆和教会。王怡曾经在那里过参加礼拜，他这样写道：“我看见的，就是原来这世上有无数种力量，都可以推翻国民党，也可以推翻共产党。但这世上唯独只有一种力量，能够将一座凶宅变作祷告的殿。”今天，我们不能对暴力的泛滥束手无策，我们不能眼睁睁地让自己变得与反对的对象越来越相似；今天，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正是这样一种信仰。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