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 北京学者

泰国“红衫军”在曼谷聚会要求解散议会和改革现行政治结构，由此再次引发的政治对立和社会动荡已有时日，目前还看不到危机缓解的迹象。政治乱象反复在泰国上演，人们对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未来前景已经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泰国的危机现在已被当做负面词语“亚洲式民主”的最新注解，但实际上，危机背后所反映的泰国城市精英与大众(主要是农民)间的尖锐对立，此外，泰国人民主意识与民主机制的不足，不过是已经实现民主的先发国家曾经有过的经历在今天不同地点的重演，并无什么民主政治与地域环境间的特异反应。不同的是，有些国家在经过这一痛苦阶段后，最终转变为了井然有序的现代公民国家，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却仍深陷转型泥潭、不知何日是归途。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

具体因缘举例起来可能成千上万，但某些要素在其中却是必要条件，舍此则国家转型不可能完成。政治精英特别是领导者在特殊年代的抉择，就是这样一种决定性要素。1929年美国经历大萧条后的政治选择，就颇耐人寻味。

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的美国以“罗斯福新政”而名传于世。对“罗斯福新政”的解读可谓多种多样，但笔者认为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时期，美国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原先处于受压迫、受欺凌地位的“沉默的大多数”，不仅他们的生活开始获得政府保障，其与强势阶层博弈的公民权利也实现突破，而这在罗斯福之前是不可想像的。罗斯福坚决捍卫弱者的利益，让“被遗忘的人”活出尊严、能够参与政治进程，在此前提下协调不同阶层的不同利益需求。

罗斯福对美国的改造绝不能说风平浪静，而是充满惊险。在刚刚担任总统之际，美国的情况不比当前泰国的情况好到哪里，他所面对的不折不扣是个危局。正如知名记者威廉·曼彻斯特所描述的那样，当时美国城市暴动此起彼伏，农民运动如火如荼，银行面临挤兑风暴，各种极端思想不仅吸引了一般百姓，也被精英知识分子所推崇。有一位朋友说罗斯福或者因成功而将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或因失败而成为美国最糟糕的总统，后者回答说：“如果我失败，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

在国家处于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之途、资本或权力居在绝对强势的时期，政治领导者能不能坚定地维护大多数处在弱势的群体的利益，不仅关系到政权是否有合法性，而且关系到国家有没有未来。出身于上流社会的罗斯福，终其四任都在与强势者做斗争。他在一次炉边谈话中说：“这么多年以来，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却逐渐被管制起来，只为少数特权分子服务，这样的所谓自由，我是不主张恢复的。”在接受第二次竞选总统提名时，罗斯福直斥大企业为“国门之内的敌人”，而在一篇富有战斗性的演说中，他甚至直接指出他的敌人是那些“垄断性企业、金融垄断组织、投机倒把的奸商、没良心的银行老板、有组织的大财团”，“在美国历史上，这几股势力紧紧抱成一团。”

罗斯福是“自由”的主张者和捍卫者，他所提出的“四大自由”举世闻名，但他所捍卫的不是贵族的、特权者的自由，而是大众的、公民的自由。罗斯福的选择迎来了大多数美国民众的拥戴，避免了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社会贫与富、有权与无权的不同阶层间对立的继续扩大，为美国逐渐步入“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然而，在他执政的13年间，却始终有“2%”的人一直反对“罗斯福新政”。这“2%”乃是包括华尔街金融权贵在内的美国中上层人士，他们热衷于制造和传播关于罗斯福的流言飞语，恶毒诋毁罗斯福采取的各项政策，甚至造谣罗斯福比斯大林还要坏，说“宁要希特勒，不要罗斯福”。

没有罗斯福，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将会走向何方？答案恐怕就不再是那样明朗。罗斯福新政后美国逐渐走出经济困境、政治和社会也渐而趋向开放稳定，说明了政治领导者的勇气、决心与意志，在国家转型时期的关键性作用。但不是每一个社会都会出现罗斯福。当前世界上那些正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国家，之所以形成裙带资本主义或官僚垄断资本，形成权力与资本对民众的剥夺，与权力和资本不受节制有关。而这些国家的领导者，大多数是从权力或资本集团而出，所充当的不过是权势阶层的“应声虫”，不敢也无意违逆垄断性权力和资本的意志。这是处于现代化转型国家的普遍困境。泰国的危机同样由此而来，它的未来在何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