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仇官仇警”群体事件频发，根源何在？

不久前，有人将现在的大学生与20年前的大学生做了对比，比较前后时代的大学生对于社会责任、民主建设方面的责任心。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曾在香港政府廉政公署任职的香港教育学院校长张炳良教授认为，1989年的时候，香港人对中国内地，特别是对北京的学生运动反应很大，也非常支持北京学生要求发展“民主”这个目标。现在中国内地有关1989年的问题还不能够放开和公开的讨论，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最后也不能不面对的。

对此，张炳良认为，“民主建设”问题，一方面政府方面、国家领导人层面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明确的目标、一个意志。同时这个民主生活、民主精神一定要从下面开始，在基层开始。我们看中国有关发展民主的历史，其实差不多已经100年了。从清末的时候开始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上台以来，本来是推行民主主义运动。所以从争取民主和开展民主建设，我们国家从过去100年来一代一代都做这方面的呼吁，但是实际上到落实这个层次，在制度层次上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所以最后争取民主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靠民间，靠公民社会，靠年轻一代。

现在，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好像对政治关心不多。张炳良认为，每一代大学生他们关注的事情可能都有点不一样。这个跟他们的成长经验，跟他们所处的时代，跟他们所面对的经济问题、个人发展问题也有关系。你就是看香港，看英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家，也有一些人觉得新一代的大学生可能关注市场问题和就业问题比较多。所以大陆学生现在更多地关注他们个人发展这样的情况。但是从中国长期以来的学术传统和从大学的传统来看，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具有以文载道的传统。对于国家的精神面貌方面的贡献，是所有学者和所有受教育的人应该重视的。所以一方面大学生每一代都有他们面对的不同问题，但每一代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世界的关怀的传统是不能变的。特别是在大学教育方面，从西方的教育传统来看，西方的教育也是非常强调大学一方面是知识的传授地，同时也是推广思维、发展不同思想的一个园地。如何使大学生能够一方面保持比较批判性的思考，同时也理解大学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动力，这样的一种精神面貌是西方大学传统的一部份。中国的大学之道也强调要明德、要清明。所以从西方也好，从中国大学的传统也好，应该培养学生多关心社会，多关心人生这样一种态度。

然而，大学生总要离开校园，走向社会的。从象牙塔出来，面对纷繁的矛盾，就身不由己地必须关心政治。而据观察，目前参与社会群体事件的人群，由以前的底层阶级逐渐延伸到中上层人士。其中，绝大部分是具有大学或同等学历的人。他们典型的心理状况，就是“仇官仇警”。

进入6月以来，中国国内群体性事件一再发生，仅6月中旬一周内，见诸报端的较大群体性事件就有4宗：6月15日，江西南康市有关部门整顿家私市场引发群体性事件，现场有数千人聚集；6月17日，湖北石首市一宗厨师“非正常死亡事件”引发群体性事件，最多时参与者达数万人；同一天，广东封开县河儿口镇双炉村因石场开採补助问题发生群体性事件，涉及人数有300多人；6月22日，银川市70多农民工围攻执法民警。

香港《:明报》说，在中央全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力保社会稳定、紧锣密鼓筹备国庆60周年大典时，这样的社会状不能不令人警觉和深思。

近期的群体性事件或受关注的恶性事件，矛头大多指向地方官或警方。在备受关注的邓玉娇案中，由于被刺死的是官员（镇招商办副主任，属中国行政级别中最小的官员），网民舆论几乎是“一边倒”，不仅认为邓玉娇无罪，且认为她是“为民除害，为党除奸”，但生命应得到的尊重则被忽视了。至于去年轰动全国的哈尔滨警察打死青年一案，网民的反应也很有戏剧性。最初，愤怒的矛头是指向警察，但当有传言说死者的舅舅是高官后，他旋即由被同情者变成“横行霸道的衙内”。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的一句“你是淮备替党说话，还是淮备替老百姓说话？”，无疑将成为2009年中国最著名“语录”之一，但网民却指“逯军说了实话，说出了不知多少官员想说没说的话。”这也揭示了民间普遍的“仇官”、“仇警”心态的重要根源。官员以党自居压制百姓，是整个社会义愤填膺但又无可奈何的病灶。

毛泽东早在《为人民服务》文中就提出，中共是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胡锦涛进一步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繫、利为民所谋”。然而，不少官员早把党置于人民之上，并以党的代表自居。媒体评论人刘力就指出，“一些领导干部们利用手中的权力，非但不为民办真事、办实事、办好事，而且巧妙地把人民交于他们的权力反过来用于压制百姓、压制媒体，压制百姓、媒体的监督权、知情权和参与权”，从而将中共和人民直接对立起来。这显然是群体性事件多发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共长期执政的最大危险之一。

所以，执政者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以为在大学里用各种手段将学生管住就万事大吉了。恰恰相反，现在的学生为了毕业后有一个好前程，倒不象20年前那样喜欢政治了，但他们走上社会后，如果发现现实政治与书本政治反差太大，那么反弹的力度将是不可预测的。

政者，正也。要长治久安，执政者本身得正；己身不正，不能正人。而要想民众消弭“仇官仇警”，则必须先从民官、民警做起；要从心地里这样认真做，不是口号或徒有虚名。

推荐阅读（点击标题）：1）执政党内，民主讲得最多的人是胡锦涛 

2）管理的奢侈与服务的清贫 3）29小时内和胡锦涛三次握手，他泪流满面！

4）皇帝新衣:中国究竟谁“不差钱”？ 5）法律面前，秘书和情妇为何不平等？

6）官员成了土皇帝，社会稳定就成镜花缘 7）社会稳定预警机制为何失灵?

8）不许做美国人的狗，只准做我的狗 9）外媒揭开中国官员公款出国游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