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论坛第二期

中国社会转型论坛第二期

周：我们今天的论坛主题是转型时期官民关系的协调。大家都知道自中国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们这个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转型时期问题突出，人民大学教授丁岳中发表了一个报告说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高危时期。在最近北京体育报上一些文章也有很多关于政府转型的论文。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到政府转型，以并概括了我们的转型内容。这次我们有幸请到了北大的政府专家杨凤春教授，下面就有请杨教授为大家作报告。

    杨凤春：我听到周院长说的这个题目，那我就对这个方面的一些思考拿出来与各位分享，作为抛砖引玉。现在讲到中国的转型问题，有政治转型。我想现在面临的最大课题也就是政治转型，这就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应该在那是有个突破，然而没有实现，搁置到了目前。从03年开始，各种现象显示现在中国又慢慢地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机遇的时代，政治转型条件正在出现。

    我想从操作意义上来讲可能是政治关系的转型，这是政治制度、政治规则转型的基础，它也是系统中的一个动力。稍加变化就是说实现政治转型，我认为就是政治关系的转型。要实现政治关系的转型，我想首先就是官民关系的互动与改造。我们也可以发现，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想这种关系是相对单一的物种关系，在文革前肯定是以党主导的关系，表现非常明显的单向性。文革以后其他社会生活就有了更复杂的变化，但政治关系还是没有很大的变动，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党主导的关系，只不过在其内部有了不同，它官场内部的相互关系更加复杂化，但官民之间是没有变化的。什么原因呢？是政治变革的滞后。为何滞后呢？我今天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政治关系不够丰富的情形下，老百姓还有一定的责任，有时还是非常重要的责任。

    当然我们的前提并不是说没有其他的责任，而是说我们要有更多的方向去努力。我们不仅无须去等待他因素的出现，我们应该马上的着手工作。实际上道理很简单，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当你无所作为时就会一无所有。这也是一个道理。所以我想在二十一世纪以后，尤其是sars事件、孙志刚事件以后，我们的基本社会公众的活动形态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想我们在改善官民关系的考虑中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角度，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事故多发期，各种现象也不断出现。我们讲的新型政治关系的构造，它也有很多工具性、策略性的考虑，我这次就不讲这方面的问题，我就想讲如何促进构造一个积极的良性的建设性的官民互动的关系。要建立一个大的概念，谁是官？现在有很多人的理解有个局限性。

    中国其实有个官吏部分的现象，我们讲得“官”其实就是指政治家，“吏”是指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那些技术工作人员，这两类人从工作内容、性质上说是不一样的。政治家应该是专门用来寻找发现表达特定社会群体利益要求的，他们到处去把要求提出来并给于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他和民意代表是一致的。什么是“吏”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一般的机关干部、公务员，他们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工作内容。他们二者是不一样的概念。为何我们发现人人都期待好的官民关系呢？是因为现在的“官僚”他们难以表现期望的功能。可行的办法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发现和培养新人，形成官和吏的分离。现在谁在监控官员呢？其实是官员在自己监控自己，大官员监控小官员，如此而已。但无论他们谁监控谁，他们一辈子都是靠当官生活的，它是一个自身利益系统。他们完全可以不理睬对于系统外要素的沟通的，所以好多问题难以解决。我们要形成两个公共领域的主体，政治家，他们安生立命的唯一就是有人需要他，大家愿意选择他；另一部分官吏是凭他们的专业技术，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约束关系，我认为新的官民关系起点就是要在公共体系的主体中增建一个主体，那就是政治家。政治家是依赖于民选的。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制度设施已经预备了很多的可能性。第二，我想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设施与渠道。转型的成效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自身，现有的政治设施、资源并没有被充分使用。中国的许多丰富性没有充分利用，为什么我们要只有一种思维呢？只走那么一条路呢？有的人说这是环境不允许，对，有些是环境不允许，但也有很多环境是你没有意识到的，没有去利用的。中国的政治关系的构造还有很多未开发地带的，还有很大的空间，创造性是不够的。我觉得还有一个趋向需要避免——有意无意的先入为主。中国社会的变化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世界大势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在世界大势面前逆者也未必没有，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力量不大，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不会如此不明智。在现有的制度之间，我们能够很好地安排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要求的话，很多良性关系是可以建立的。

    有很大空间的灰色地带，你推一把就过去了，拉一下就过来了。对于稳定性问题、代价问题，不论社会进步最终目标是什么，如果它的代价过高，那买单者一定是普通民众。如何降低普通民众的成本这是社会转型考虑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并非山穷水尽。我们还有很多资源，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价值来源，而我们们并没有使用好，结果还是县市级的逐级间接选举。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根据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身份地位来说，很多是官员，基本可以说是官员代表大会。当然有的人就说官员的素质高些，他们能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说。其实这中间并不是没有刻意努力的空间的，只要我们简单回顾县区选举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存在很多历史契机。如政协、某些社会团体，其中有很多可利用的空间。那么就在现在的人大制度安排上来说，我们是否就没有办法去找了呢？并非如此。

    人大中间的都是具体的人啊，当他的视野中没有什么其他利益考虑的时候，他考虑的一定是一亩三分地的事情，但是假如我们让他们看到了比那些更丰富更重要的多的东西的话，他们一定是不合作的吗？这是不可理解的，实际上也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地方人大的表现是非常让人吃惊的，还有一些手段也没有加以研究和利用。如各级权力机关的利用，他们应该是权力巨无霸，意味着它所作出的任何决定效力是最高的，但我们没有在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如很多重要的热点问题能不能用个案解决的方式，形成普遍的社会态势呢？我觉得如果能做到的话是有益的。在现代政治文明的情况下，依法行政的情形下，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人们可以想到拦马路、爬杆子等方式，怎么就不可以看到其他的方式呢？有的人要求见一个官员可以在他门口等几天，这种事情是常见的。我们的人大代表要是能够组织一个有效的团队，十个人盯一个人，到最后是会发展起来的。另外，现在还有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在放弃自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大家的良好觉悟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但是人注意得很不够。还有一些社会舆论，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很明显。

    还有一个就是为党政部门提供支持，我的研究发现有关领导部门的领导同志实际上是非常需要良好决策支持的，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调研琢磨的，有好的建议他们是很愿意接受利用的。这是一个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当然这要有很强大的智利支持，现在很多领导存在着信息、智慧的饥渴状态。还有一大的空间是社会的保护问题。现在一盘散沙的社会如何整合起来？有一个途径就是消费者保护，我们也有一些当代英雄，如王海等，还有各种各样的机构。有些人是社会消费者保护的当然成员，当然其中有很复杂的关系，这需要一个很好的安排的。第三个需要寻找官民的切合点与突破点，需要一个共鸣的点。从现在看来整体推进的障碍是很大，我认为官民利益切合点就是双方的利益共同点，而这方面是可以找到的。然而突破点与切合点是不一样的，突破点实际上是一个策略，它可以是单边主义的，也可以是共有的。在寻找它们的时候，应当考虑到政府主动进行官民关系改善的难度，考虑到他们有很多问题是难以操作的。

   
    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操作过程中如何通过适当的方式转换责任承担者，形成一个大家有共同积极性的社会推动方式。比如有很多社会问题我们发现政府是难辞其咎的，但我们是否就要抓住政府不放呢？这样就能解决吗？因此我们要有一个责任转换的方式。我们需要的是与政府合作推动主要问题的解决。我们还需要形成一种社会态势，它内含一种不变革就麻烦的社会压力，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在不同方式中，我觉得同时还需要相当重视其他的一些策略，如我觉得应当坚守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方向，即问题导向而不是责任导向。责任在中国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要是我们纠缠于责任的话，我们就什么也解决不了，但如果我们形成问题导向性策略，我们可能极大程度上减少阻力。同时还要求实现灵活组合的官民关系，使政府变得更加柔性。如果三个代表等等弄得不好，则它的政府有可能加强刚性，它的增加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谁设置官员的议事日程，决定权是谁的。寻找切合点本质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要改变现在单纯的由政府单方面设置的不正常状态，而要转变到官民合作设置的良性状态。只有这样的切合点才能降低阻力。第三点我想讲危机状态下的官民合作，我认为04年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恐怖主义的时代。

    虽然不明显，其实只是现在我们的恐怖主义能级和量级不够，我们恐怖主义的力量还属于幼稚阶段，他们调动资源的能力还有限，但我相信他们很快就可以突破的。原来哪里有什么绑架？有什么在商场放什么炸弹？中国现在走到这一步，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豆腐渣工程很快就要暴露出来了，它们就是社会安全的若干个定时炸弹。社会收入的严重差异使部分民众绝望，还有对财富的无限制吹捧，诱导的畸形社会心理，疯狂地开矿、敛财等无数多个理由都指向一个社会危机发生的结果。所以某些地方政府一出事就撤官员的职，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有很多问题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啊？你让县委书记去每天视察矿井这合乎要求吗？明显不合理阿。但我想每一次危机都给中国改造官民关系提供着很好的危机，当然要达到这些情景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民间需要一定的资源性能力，只有这样在危机时期政府才会对你有所需求。我在沿海调研的时候看到一些很好的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它们已经成为了政府部门的职能替代。

    原来政府部门热闹非凡现在已经是门可罗雀了，他们都到行业协会去了。危机状态的出现也很明显地反映了政府能力的缺失，谁来填补这个功能性的替代？那就是民间社团，但同时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准备，有没有这个资源状态。如我们假设山西矿难的出现，它能在短时间内吸干特定区域的社会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不好就可能导致危机的出现，而民间组织有较好的资源状态的话就可能获得替代。第三方面，是否能形成对政府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大家都在讲小政府，就是说它的服务不是面面俱到的，近两年来也说政府是掌舵者、罗盘，它没有发动机，而民间组织如果有了足够的动力，储备了足够的柴油，那你就有了不可替代性。因此危机的发生对中国未来构造良性关系是很重要的。最后我想从它构造的工具性目标来说，应该是以官统领、以民选官的状态。以政治家统领技术官僚，以民选官的新格局，我认为能到这样新的政治关系也就差不多实现了。实在不好意思，我把自己不太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抛砖引玉，希望与大家交流，也欢迎各位提出批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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