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罗纳德·哈利·科斯（Ronald H.Coase）以《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讲述了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因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快速的变化，任何人都无法穷尽“这一惊心动魄的人间戏剧的全貌”。随着新事物的出现，这本书的细节将会有修正。但“书中呈现的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致脉络是清晰的，改变的可能性并不大”。
科斯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推崇经验研究，批判经济学因脱离现实而踟蹰不前。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直接影响了张五常、周其仁、盛洪等众多经济学家。
在《变革中国》中，关于中国发生的一切以及对此的解读最先由王宁提供。王宁获芝加哥大学博士，自1998年起担任科斯助手，现执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兼任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主任。在对重要事件重要性及相关性的讨论、纠正错误及矫正论点的过程中，科斯与王宁通力合作，该书是合作的成果。2013年2月中旬，我们越洋采访了王宁。（钟蓓）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王宁
问：为什么科斯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
答：中国经济转型不是任何计划的结果。中国改革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之路都是闯出来的，逼出来的，事先没有蓝图。改革之始，中国政府有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在经历了反右，荒唐的大跃进，疯狂的“文革”，以及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之后，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必须改弦易辙。改革不是选择，而是生死存亡所迫。由于与外面的世界长时间隔离，中国领导人对市场经济知之甚少，市场化不是改革的选项。他们力图拯救社会主义，搞活国营企业，把中国建设成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逐渐放手，监管老百姓和地方官员登场，虽然国企改革不尽如人意。但回归现实求让中国领导人从激进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从而一步步认可市场经济。政府和民间的通力合作，成就了中国经济市场转型的改革大业。
问：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哪里？
答：市场经济不是经济演进的终点，而是人类摆脱贫困，开创文明，追求自我完善的一个平台。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才刚刚起步，奢谈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为时尚早。
问：为什么许多西方学者会把中国的经济崛起完全归因于政府的力量？
答：政府一直宣传自己是改革的制定者和执行人，同时，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仍然很多，政府控制的国企在经济中位置仍然凸显，资本和土地市场也由政府主导。难怪学者误读中国经济。而且，如果我们比较中国和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经济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同时，只有中国除外，共产党在其他国家都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越南是另一个特例）。人们很容易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绩完全归因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这种误读在国内学界也不乏其人。
问：为什么说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
答：思想市场是针对知识的生产要素市场，犹如资本市场之于资本。在市场经济的萌芽时期，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崛起功不可没；在19世纪和20世纪，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审视当今的全球经济，知识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生产要素，决定了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方向和进度。因此，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知识根基。同时，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有其内在的道德约束和伦理价值，而道德始于真，伦理成于恕。思想市场崇尚求真，宽容异见，平等待人，远离特权。因此，自由经济的道德伦理基础非思想市场不可。
问：科斯先生认为当今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的障碍是什么？
答：一方面苏式共产主义僵化了马克思理论，视之为最后的真理，从而排斥其他学说，这对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包括中国，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同时，中国政治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早期历史的影响。中国久已有之的帝王思想，自明清以降所兴的“文字狱”，以及蒋介石年代的一党训政。这些因素在个人崇拜和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强化，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禁锢自由思想，压迫思想市场。近管30多年的改革开放，30多年呼吁思想解放，党和政府还远没有清除这股势力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思想市场自身的特性。思想市场以言论自由、新闻独立为必要条件，但其本身是一个基本的生产要素市场。如同其他市场的运行一样，思想市场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制度法规之上。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适合思想市场的运行，什么样的法律体系最鼓励知识创新，都还需要大量的学术研究。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尚有不少弊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学术界也才刚刚开始。
问：广泛的区域竞争让试错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优秀的经济发展方式得以迅速扩散。但如何理解当今中国贫困县花巨资维持贫困的现象？
答：穷则思变是人之常情。贫困县花巨资买贫必然是因为地方官员可以向中央政府伸手拿到更多的扶贫款。贫困地区大多与外面的世界交流有限，当地老百姓深受信息贫乏之苦，而且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他们潜在的企业家精神难以施展。
问：为什么说“全民所有制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并保证共同富裕的陈词滥调，已经被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证伪”？
答：根据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社会主义的主要优越性是能够消除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与体力劳动者差别），实现共同富裕。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它既不能实现富裕，也不能消除不平等。
30多年的改革之后，少数既得利益者以宣扬公有制为名，行打压和排挤民营经济之实。国企员工和管理人员（以及政府公务员）在收入分配上，既不受市场的约束，也不受人民的监督。国企和民企雇员在收入上的差异，以及政府官员和老百姓在收入上的差异是造成中国目前贫富不均的主要因素。国企管理人员挥霍无度的报道，老百姓已经见怪不怪了。
任何制度，包括所有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全民所有制亦然。全民所有制企业如果与民营企业平等自由地竞争，其自身的缺点也会因为市场竞争而收敛；如果它一家独大，其自身的优点也得不到发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对政府而言如此，对企业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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