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拓：先法治后民主

原标题：法治、法治、法治



本人10年前首倡的“先法治后民主”民主化两阶段论现在已经得到部分认同，令我倍感欣慰。这是关系到每个人的根本、长远和切身利益的、堪称生死攸关的大事，但今年两会的10大热点问题却不包括法治，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法治不但不被广大民众所重视，而且被普遍误解，以为法治强调保障私有产权是维护有钱人利益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所以大力普及法治观念非常必要。不少博友批评我的微博（新浪“舵爷第一”）太理论化，不通俗，今天我就改弦易辙，用两个热点案例药家鑫案和重庆模式，讲讲为什么法治对于每个人都生死攸关，它绝不是什么专门保护有钱人利益的怪兽。我深知可能又要捅到两个大马蜂窝，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认了。

 

首先要弄清我们轻视、甚至反对法治的思想来源。法治是典型的西方政治传统，中华文明（和其它非西方文明）里没有这个东西，这是我们不懂法治、轻视法治的根源。我们中国人反对法治的思想来源主要就是一个东西：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极左思潮；而极左思潮的全部理论辩护都离不开那个“彻底和谐”的人间天堂幻梦。在这个人间天堂里，私有制消灭了，国家“消亡”了，政治和政府都消亡了，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人们亲如一家，所有的大事小情全都和和气气商量着解决，谁也不会压迫剥削别人，每个人都有最高度的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错，听上去很美，可惜完全脱离实际，毫无实行的可能性！

 

最根本的问题出在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他认为人性完全是被社会塑造的，“人是其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私有制的坏社会塑造自私自利的恶人，而公有制的好社会当然就会塑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善人。然而事实上人既是社会动物，又是具有动物性、兽性的一般动物，这是人的永恒不变的生物属性，不论社会如何进步，人性虽然也会进步，但人就是人，永远不会变成神话中的天使。神话就是神话，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科学。戳穿来看，“公有制”其实就是一块点铁成金的“哲人石”而已，科学根据一无所有，彻底阙如。

 

迷信神话，把神话故事当成客观事实，这是一切幼稚文明的典型特征。很多西方人（既有右派，也有左派）就是如此幼稚，至于为什么，我有空再谈，现在只提一句：和基督教的低级教义密切相关。数不清的西方人为这个人间天堂走火入魔，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派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实践家搞过无数的社会实验，无一成功，也注定了永远不会成功。马克思异想天开,他把除他之外所有的人间天堂设想都斥之为“空想”，唯独他的人间天堂是“科学理论”，而这“科学”就是把黑格尔哲学“头足颠倒”一下，把“绝对理念”换成“历史进步的客观必然规律”，然后斩钉截铁地断言这“历史规律”保证了人类“必定”会走向公有制＋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

 

可惜的是，无数历史事实表明，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公有制”无一例外，一定都和“普遍贫穷”如同双头怪兽一样连为一体；只有私有制下才有“物质极大丰富”，资本主义的高度生产力恰恰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互为因果。马克思全然不顾“公有制”和“物质极大丰富”就如同“方的园”一样自相矛盾，硬是把两者捏到一起，断言那就是人类未来最美好的人间天堂！这要不是痴人说梦，我真不知道还能怎么说。

 

而且，什么叫“物质极大丰富”？这是19世纪西方普遍流行的虚妄乐观主义的产物，他们根本不知道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永远不会有什么“物质极大丰富”这种“河里流着奶和蜜”的人间天堂。十足荒谬的是，不是马克思一个人这么犯傻，这个巨大的错误却是全部西方经济学至今隐含的基本假设。还有许多西方学者为之辩护，说科学的潜能是无限的，资源有限性终将被新的科技突破。又是一个神话故事，一个毫无论据支持的、极度乐观主义的“信念”而已。2008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归根结底就是建立在这个错误假定基础上、由全部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支持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全面危机，同时——请特别注意——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价值观的根本危机。

 

认为资源无限，所以不考虑资源的永续使用，所以资源价格仅仅是开采和运输成本，然后以资源的低价格支撑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和大规模浪费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渗透进每个人的血液和骨髓，于是经济增长和刺激消费成为每一个民主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标，人人视之为天经地义。我们看看每个西方家庭买了多少重复的、堆积如山的、不必要的消费品，就知道资源为什么会耗竭。这才是资本主义最致命的内在弊病。早在上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就提出警告，人类是在自取灭亡，西方国家应该尽快停止增长，转向追求生命质量的零增长生活方式；绿色和平和环境保护运动就是为响应这个号召而起。

 

人们都以为，要纠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就得实行社会主义，却不知道这两家的价值观都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分歧只在谁多分、谁少分而已：资本主义者说自由竞争的市场本身就是公平正义的，没有“剥削”那回事，资本家的利润是他们对社会贡献的合理回报；而社会主义者说，不对，工人分得少了，得多分！于是，社会主义者依仗多数穷人的选票拼命扩张社会福利，把财政的大窟窿越捅越大；然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合谋，使尽各种招数不计后果地鼓励无节制的消费和借债，鼓励寅吃卯粮，鼓励多享受少干活，直到大肥皂泡彻底爆破。什么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就是这种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必然要导致的恶果！这才是我极力宣扬贵族精神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近代西方三大政治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各有优缺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原本是一家，它们为现代文明社会提供了政治制度的思想资源，社会主义则提供了博爱主义社会政策的思想资源，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家的经济主张却是个大失败。保守主义容易变成僵化守旧，而英国式保守主义却能够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它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批判才是根本性的，是从根本价值观着眼的。保守主义注重的是精神文化，看不起鄙俗的经济决定论和物质主义、唯物主义。

 

绿色和平和环境保护运动其实源出于保守主义的贵族精神，它是特别精英的。有一次我对王力雄说到这一层，他竟然脸红筋涨，以为我是在骂他。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以为，世界上的政治主张就只有两家，不是左就是右，而左就是社会主义、右就是自由主义；他们不知道（大概只有秋风和刘军宁例外）还有更右的保守主义。

 

什么是现代性的良序良治社会？照我看，只能是由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这三大基石支撑起来的精英主义的优质精神文化！那三块基石其实都是工具，都是手段而已，精神文化才是目的本身。

 

现代文明社会的精神文化当然应该是自由的、多元的，但是，在这个多元自由的精神文化氛围之中必须有基本共识和文明主流，否则一个社会是不可能有和平、和谐的共同生活的，必然会四分五裂、内斗不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决不能再有，但另外一个极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以为一切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好坏、高下之分，那也是一派极左胡言。

 

西方的衰落看来已经无可挽回，他们被多数主义、民粹民主所绑架的政治，以及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很难纠正了。这是一面镜子，应该成为我们很好的借鉴。

 

应当庆幸的是，中华文明当中从来没有多数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些最坏的坏东西，中国人从来都是特重知识、特重读书，尚贤尚智、精英主导，同时给穷人提供机会，包括上升的机会（垂直的社会流动）和致富的机会（水平的社会流动），这在封建贵族制的欧洲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穷人通过读书中举，“白衣卿相”、“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常态，不是例外；“不怀寸刃，远行千里”，商业贸易可以做到万里之外的罗马帝国，哪有什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说？那是欧洲野蛮中世纪的典型景象，同时期的中国恰恰和它们截然相反！欧洲的先进是“现代化”这个文明突变的结果，那是17、18世纪以后的事，在此之前，中华文明一直是跑在最前面的一匹千里马。而现代化的首要秘密，就是法治、自由宪政！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第一是宪政，第二是宪政，第三还是宪政！中华能不能振兴，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此！

 

而宪政是贵族和专制王权反复斗争才得来的胜利成果，后来又有新兴工商金融资产阶级加入，和贵族结成政治同盟，把自由宪政彻底巩固、稳定下来；有了这个制度基础和游戏规则的约束，容纳了多数人参与的民主才不会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演变成多数人的专制。

 

私有财产是每个人、包括穷人“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基本保障，你的饭票子如果攥在别人或者政府手里，你哪还可能有任何自由可言？你就必定是别人或者专制政府的奴隶而已！一切公有制除了普遍贫穷之外，最终一定变成普遍奴隶制，这绝不是偶然的，绝不是什么人没有把事情办好，那是公有制必有的内在逻辑。只有在市场失效的场合，公有制才是无奈的替代办法，同时必须对其实行严格监管。

 

把宪政说成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专政，完全是政治外行别有用心的阶级斗争煽动。事实是，宪政约束了一切人的权力，有效防止了无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是多数人的专制，它恰恰是自由、人权最可靠的守护神，是专制的反面，更别提什么“专政”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居然会产出如此罔顾事实、蛮不讲理的思想理论，简直匪夷所思！

 

前一段时间鼓吹的某模式，就是不折不扣的一人独裁煽动和操控之下的多数人的专制，完全是宪政、法治、自由、人权保障的反面。权力谁能约束？怎么能保证他有朝一日不会拿手里的巨大权力胡作非为？他是什么天使，或者圣贤君子？中国人吃独裁领袖的苦头显然没有吃够，更不会从惨痛的历史经验当中汲取教训，只看到眼前的得失，只要当政者给点甜头就齐呼万岁，从来不去想一想，分配好处和惩罚的巨大权力如果不受约束，怎么能保证它有朝一日不会反咬一口，把任意的什么人以各种口实随意界定成打击对象，施以残酷无情的打击迫害？今天“打黑”打的是黑社会，怎么保证明天不会打到你的头上？谁是挑不出毛病的？专制权力想要打你，永远不会缺少理由！

 

“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我没有说话。他们迫害共产党人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我没有说话。他们迫害工会会员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等到纳粹迫害我们基督徒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替我说话了”——马丁神父的忏悔，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深思、深思、再深思 ！

 

从法治的角度看，药家鑫案里的那个张显和众多张显的拥趸也是同样的荒诞不经。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先来看看英国宪政史上，1608年大法官寇克拒绝国王詹姆士一世干预审判的著名事件。寇克告诉国王，“国王陛下，您不能亲自判决任何案件，案件应当由法庭按照英国的法律习惯审理”。寇克对国王说，“上帝赋予陛下优秀的美德和杰出的天赋，这是事实”，“但是”——重点在这“但是”后面——“陛下没有学习过英国法律，……法律是一门经过长期研究和实践才能掌握的技艺，只有经过长时间学习和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可以行使司法审判权”。国王闻听大怒，厉声训斥道，“如此说来，国王将被置于法律之下了？”寇克毫不退缩，回答说，“布莱克顿有名言，国王虽然高于所有人，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布莱克顿是著名的英国法学家）。

 

这件著名事例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道理：第一，司法独立不是通过一纸法令一蹴而就的，是包括法律职业人在内的贵族们冒着极大风险，从企图扩张专制权力的君主手中不断斗争得来的，其间反反复复，经过一个漫长过程，一点一点形成众所公认的习惯传统，才得以确立的；第二，司法独立需要建立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所强调的“实践理性”（“技艺理性”）的基础之上，这种“实践理性”或“技艺理性”一如寇克所言，是只有每个专门领域的专家（包括工匠）们，这些“经过长时间学习和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可能掌握的；它特别注重专家意见和职业技能，强调“内行人说了算”，和法国启蒙学派所理解的人人皆有的普遍、抽象理性，以及民粹派一切付诸公论，“外行领导内行”的“民众智慧”迥然有别。

 

因此，司法不但不应当受掌权者干预，也不应当受当下、一时的民意干预。独立司法所保障的人权是人民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而当下、一时的“民意”、“公众舆论”往往不符合这一根本和长远利益。第三，没有普通人民的司法参与，法律专家难免内部勾结、整体腐败，所以英美法系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但它并不是什么“民意判案”，它是熟知自由宪政原理的普通人，在法律专家指导下的司法参与，是被刻意隔绝于当下、一时舆论的普通人（外行）的“普遍抽象理性”，和专家（内行）“实践技艺理性”之间的平衡。

 

——对照一下药家鑫案，不难发现我们的整个社会和法治的距离有多么遥远！一个刑事案件的审判居然被一位法盲所煽动起来的多数“民意”彻底绑架，法庭完全随波逐流，没有丝毫的独立可言！

 

试问什么是法律？拿足球作比方，法律就是足球比赛的游戏规则，裁判就是法官，足球规则普遍、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球员，它是“普适性”的，没有哪个球员可以例外；规则才不会考虑姚明或者乔丹是善还是恶，是富二代、官二代还是穷小子，它只问你有没有犯规，不管谁犯规，照罚不误！如果不是这么办，那足球还能看吗？

 

药家鑫案里最没有道理、最违背法治的地方，就是那个随“药家鑫是不是官二代、富二代”而随风倒的“多数民意”——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同理，庶民犯法与王子同罪，和药家鑫是不是官二代、富二代毫无关系！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特权无所不在，司法独立形同虚设的国家，官二代、富二代犯法被法外施恩的可能性大大存在，所以舆论监督绝对必要，但这绝不等于说由舆论、由多数人的民意来定罪！定罪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法律，而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是法庭的事，绝不能受民意左右。民意干预和官员干预的反法治性质是一样的，没有本质差别。

 

大家务必注意“干预司法”和“监督司法”之间的根本差别。司法和其它一切权力一样，必须严加监督，其中包括民意的监督、媒体的监督、同行的监督、立法和行政部门的监督，等等，这和干预司法完全是两回事。

 

活生生的案例里面的“多数民意”给执政党和激进民主派双方都敲响了警钟。双方如果还看不到这个社会已经病态到了什么程度，人民对于官员和富人的仇视到了什么程度，民众的法治意识又欠缺到了什么程度，执政党坚持不改革，而激进派坚持立即实行普选式民主，中国的前景如何，可想而知！

 

（周拓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治理通讯》 总编）2012/3/5                                  原文发表日期：2012-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