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金桂:清政府授衔的洋人们

原标题：那些受到清政府授衔的洋人们

 

第二次鸦片战争彻底摆平了清政府，他们不敢再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推诿与儿戏态度对待洋人与条约，带领中国开始走上了学习西方、自强求富与跟世界接轨的道路。在中国洋务人才极端短缺的当时，跟外国使者和传教士保持密切关系，借助他们与西方国家的桥梁作用是必然选择，也是捷径，他们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被清政府授了衔，由此可见其在中央政府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也为我们客观评价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另一方面的视角。

 

林乐知：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中国最有名的事是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创办《万国公报》，该报虽然名为教会刊物，实际上关注教会内容不多，侧重刊登政治时事内容，热衷于传播西学，每期扉页上附印一行字：“本刊是为了推广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 这是在中国发行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份杂志。时人称“西学新知之总荟”。知识分子如果了解西方的知识学问一定要看万国公报。该刊在1896年维新前后发行量曾高达38400份，1903年发行量达5.4万多份，是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由于其广泛介绍西方，受到维新人士和地方要员重视。从李鸿章、张之洞乃至日本天皇都长期订阅这份杂志，光绪皇帝曾购回广学会出版的89种书籍和全套《万国公报》。孙中山的致李鸿章书、上李鸿章书也都在《万国公报》发表。林语堂称透过《万国公报》，林乐知成为他生命中影响最大、决定命运的人物。1899年《万国公报》最早把马克思及《资本论》介绍到中国来。1876年，清政府表彰林乐知的贡献，授予他五品顶戴官衔。

赫德：

1853年，在小刀会起义搞丢中国海关后，28岁的英国人赫德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5年。他按照英国政府部门的标准改革积弊，使其成为衰朽旧帝国制度中唯一廉洁不贪腐的高效衙门，关税直线上升，成为清政府兴办洋务学堂的主要来源。赫德的活动还涉及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以至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深受清政府信任，以至封疆大吏如总督的任命，有时也要咨询和采纳他的意见。 1864年加按察使衔，成为清朝的正三品大员。 1869年晋升布政使，官阶从二品。1889年，升为正一品。1911年9月20日﹐赫德病死于英国。清朝追授他为太子太保。

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在1870年来到中国，最初他在山东、东北传教。1876年，山东发生大规模旱灾，他到处为灾民募集救灾物款，并邀请助手帮助他。1878年，山西发生灾荒后李提摩太又到山西救灾。他与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有过接触。在义和团运动中，山西仇杀天主教主教、教士130余人，李提摩太认为拳民滥杀是因为知识不足，于是向清廷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奕劻提议，以山西教案赔款50万两白银在太原创办近代中西大学堂，选拔全省优秀学子入学，学习近代学问，教导有用之学，开导晋省人知识。李鸿章、奕劻立即表示赞同并电告巡抚岑春煊遵办。1902年，西太后因他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聘他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

傅兰雅：

在洋务运动中，江南制造局是当时最大的翻译科技著作的机构，该局译书大致代表了当时中国人所能了解的西方科技知识的最高水平，其中英国人傅兰雅口译各种科学著作达113 种。他全力以赴向中国人介绍、宣传科技知识，被传教士们称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他说：“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在当时西方近代科技知识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外国人比他做得更多，甚至也很少有中国人比他做得更多。傅兰雅在翻译馆工作了28年，由于为中国传播西学作出的重大贡献，清政府授予了他三品官衔。他的长子傅绍兰继他在制造局译书病逝于任上。1897—1903 年，傅兰雅每年返上海译书。后来，他捐资在上海开办上海盲童学堂，他的幼子傅步兰担任校长。
 

丁韪良是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为美国提供太平天国情报和反对义和团运动。但在洋务运动中作用显赫。1865年为同文馆教习，1869－1894年为该馆总教习，并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光绪十一年得三品官衔。1898年又得二品官衔。1898－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开学之际，他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鞠躬致意，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神的叛徒。创立北京崇实中学，（现北京二十一中），为崇实中学第一任校长。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丁韪良背上步枪参加镇压义和团的活动，战后主张分别用杀害500：1名中国妇女、1000:1名中国男人为被义和团杀害的传教士报仇的言论，引起诸多方面的谴责。

庄士敦：

庄士敦是末代皇帝宣统的英文老师，十分流利的京语，平时一概穿大清朝服，行大清礼节，头上是二品花翎顶戴。他以学者兼官员的身份在华工作了34年。庄士敦汉学功力深厚，广猎经史子集，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与饮茶之道。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他认为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础，是惟一可以把中国人联为一体的纽带：“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为此他不仅反对洋商们急欲把中国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企图，而且尖锐地抨击西方教会在华的传教行为。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他在交接威海卫时说了大意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威海卫可以有一个更强有力的管理者，但没有人跟我一样爱她。
 

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城市风格前景竟然一语成谶，岂不使中国人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