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作为人的天性的自由（一）

可以说，自由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当人从动物界脱胎出来，有了关于自身的意识，自由就出现于人性之中，成为人性的一种基本取向。在人的自由不断扩展的历史进展中，也包括了人对自由的意识和反思。这种意识和反思往往基于人与动物的异质性设定。人假定动物是没有自由的，因为动物只是按照本能活动，所谓本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固定化的活动程序或生存习性，即使这种程序和习性不是大自然一次性给定的，在遗传的同时也有变异，但这种变异毕竟以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为单位，且仍然跳不出自然选择的范畴。因而，我们常说，人之外的动物不存在自由。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生命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自由的萌生。当非生命物质经过极其缓慢和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演化出最简单的生命，一种具有能动性和内在目的性的生物演化过程就开始了：

 

第一，凡生命都能进行新陈代谢，从环境中吸取自己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排放出对生存无用或有害的东西；第二，凡生命都能进行繁殖，无论生命是无性的还是有性的，都能繁殖后代，形成物种的延续；第三，生命的繁殖是遗传与变异的统一，生命能够借助自然选择把发生的有利变化传递下去，使生命机体不断地演化或进化，特别是随着性别的分化即有性选择，生命个体的形态和功能变得越来越具有差异性、灵活性和系统性，生命个体及其所属种类的自组织、自调节能力越来越强、活动空间越来越大。生物的演化一旦发展出神经系统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生物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就不再止于简单的条件反射，而能够通过对各种剌激的整理和分析，给予恰当的判断，在对自身发出指令的同时，也在同类之间传达信号，从而做出最有利于自身及其群体的选择。生物就是通过这种合目的性的活动，在充满天敌和危险的大自然中趋利避害，实现适应外部环境和延续种群生命的任务的。所以，在生物特别是高等动物那里，普遍地存在着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拥有中枢神经的灵长类动物甚至产生了包含信赖、情绪、意志和认知因素在内的意识的萌芽，人类的爱、自由与平等，在灵长类动物那里都露出了端倪。

 

因而，基于“目的”概念的选择论，比外在的因果决定论更容易合理地说明生物的行为。经验和相关试验也告诉我们，高等动物都有相当高的辩识能力和一定的纠错能力，并且，不要说动物正常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即使限制它们的活动范围或生存空间，它们也会感到极度的不舒适。就此而言，可以说动物的本性也趋向自主和自由，这种自主和自由，既是它们作为群体相对于环境而言的，也是它们作为个体相对于群体而言的。换言之，生物的自主和自由，不仅属于群体，也属于个体。

 

当然，由于在动物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意识和智力未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未能在自然选择中形成第二信号系统即语言符号系统，所以动物很难形成清晰的意识特别是自我意识，其活动的合目的性也不能提升为自觉的目的。这样，生物在自身和环境之间、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就突破不了属于自然选择的固定的模式。从总体上看，生物是以种群为单位生存的，同一种群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如性别、长幼和强弱的差异，对于种群的生存来说，固然十分重要，但这些差异都属于自在的生物学范畴，不具有自为的个体意义和社会意义，因为这些差异不是在有意识的关联和比较中呈现出来的区分。在原则上，生物个体是可以相互置换或取代的，它们都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体性，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意志，没有“自我”和“他者”的意识，因而，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本能地体现着种群整体生存的目的性，却不可能主动地把自己或其他个体作为对象，实现自己的意志或贡献自己的力量。因而，如果说动物有某种自由，那么，这种自由还是自在的、本能的，自由即自在，即本能。因而，动物的这种自由还不是我们所称许的自由，但它无疑为人的自由的形成提供了生物学前提。

 

人从动物界的诞生，是在特定自然环境的选择压力下，不断改变原来本能的活动方式的结果。这种改变当然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人们至今对它的认识仍然相当有限。大略言之，从树上下到地面活动的人类的远祖，是随着前后肢功能的分化，灵活性和能动性越来越强，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协作的程度不断提高，而进入到简单的社会性劳动的；简单的劳动又剌激并推动人类个体大脑神经元不断丰富，脑容量不断扩展，终于使得原来处于萌芽状态的意识和智力，发生了质的变化，发展出越来越具有清晰性的意识和语言，人类作为具有自我指认和自我反省能力，并因而具有类的普遍性和个体特殊性的生物就宣告诞生了。人的意识和语言的出现，既意味着人类内部的分化和交往在人的生存中获得独立意义，又反转来促使人类不断地提高社会化与个体化的程度，尤其是基于性别、年龄和技能的劳动分工的发展，以及基于氏族内部乱伦禁忌所逐渐形成的亲属关系，使得每个人在承担特定的劳动任务的同时，也被赋予特定的生理-伦理身份，人们相互之间于是有了不可随意混淆和替代的功能性差异，这种差异本身意味着彼此的关联和在关联中的区分，即每个人只有通过与其他人的合作与分工才能确定自身的特殊规定，在与其他人的共同生存中获得生存的个体性，人们由此形成“我们”的集体意识和“我”的个体意识，即形成普遍的群体认同和特殊的个体认同。个人既充当群体生存的中介环节，又是群体赖以构成的个体单元。这样，人的生命活动也就越来越成为以“我们”和“我”的生存为指向的意向性活动，也就是从自身出发的自由的活动，生物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终于成为人有意识的“目的”，人的意志“自由”也成为目的的重要条件甚至成为目的本身。

 

作为生物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活动的意识形式，一方面，人的目的源于人的生命的本能和肉身需要，另一方面，借助大脑神经中枢的意识功能，人又能够对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对现实存在与未来可能的关系加以思考并选择，形成最有益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的，因而，人的目的是自在的也是自为的，有自发性也有自觉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无论是近忧还是远虑，都指向当下尚未出现的未来，在当下的现实中，人们所期待的未来只是许多可能性之一，看不见也摸不着，只能凭借直觉、想象和思维的抽象，从现实生存的矛盾与变化中去捕捉或提取，而当它以体现着人自己“目的”的意识形式出现时，不仅表明人对外部对象及其变化的逻辑把握，同时也表明人将自己认为“应该”的价值理想寓于其中，从而，人的生存的未来前景先期地展示在人的意识世界中，人的意向性的生命活动，也由此突破动物本能的活动，赋有了自觉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这样，一向统治着整个自然生物界的因果关系的时间顺序性，就在一定意义上被人倒置过来：不再是“前因”决定“后果”，而是“未来”决定“当下”，指向未来即人们行动结果的目的，现在成了人们活动的前提或原因。所以，人类的活动才能在遵循自然的规律或节律的同时，生产、建构出自然界本身产生不出来的各种器物、规则和文化艺术形式。这是人的文化生活世界的诞生之道，也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实现之道。所以，达尔文和马克思通过人的活动和蜜蜂的活动的比较，把人在行动之前，就能够设计出关于未来的目标或方案的能力，称之为人优越于动物的关键所在。而外在的因果决定论也就在人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范围内，退到边缘地带。

 

人有意识地提出目的并实现这一目的的能力和活动，意味着人“有了自由”和“走向自由”这双重的事实。自由是人在天然的自然中打开了的可能世界，是对这个可能世界的观念把握与现实实现，这同时也是人自己的生命活力与潜能的发挥与实现，因而就是从自在地具有理性的人走向自为地具有理性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处于混沌、自在、蒙昧状态的人生被启蒙了，好奇心、求知欲、生命的意志和情感，都被激活，变得越来越灵动、自觉和强劲。而越是如此，人们越会感到自己的肉体及生存在其中的物质自然的沉重、被动和难以忍受的阻力与束缚，这反转来刺激、强化着人们从中摆脱出来，既超出自身又在自身内部培养自身，从而在展开自己生命意志的活动中不断地走向自由全面的人。

 

可以说，人作为活的生命，总是生活在现实的即感性的世界中，依赖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受着各种的偶然的条件的限制。人的生存的条件性和受限制性，才使人的生命有了规定，成为特殊的感性的定在，并产生了受动和能动、束缚和自由的问题。但一般来说，我们并不把人依赖某种条件而生存视为不自由，因为人依赖某种条件，只是表明人的生存必须凭借条件，条件在对人的活动构成某种限制的同时，也被人作为实现生存目的的手段，如同人由于地球引力而离不开地面，但人因此就能够在地面上安定地生存，不必担心在空中飘来飘去，并且，正是因为人的身体重量影响自己的运动，有了受动性，所以，人才需要产生并激发能动性，使生命和精神不断地迸发出活力和意志，从跑步、跳跃、翻滚，到发展出各种健身性的田径运动，再到形成竞技性和表演性的社会比赛，人们在参与中不仅产生自由的快感、美感，还产生成就感和自豪感，从而在社会中获得声誉和地位，而这既意味着更大的社会自由，也意味着更大的社会责任。所以，一方面，人的生存的条件性并不等于人被束缚或强制，因为条件既然是人的生存的条件，那就意味着这些条件可以被人们凭借或利用，成为人生存的手段；另一方面，正因为人有意识和意志，而意识和意志作为人的生命的意向，总是超越着当下的感觉，从现实的可能中生发关于未来的目的，并通过控制自己的冲动、情绪等非理性的本能，使其服务于目的的实现，由此，人们的现存状况也就成了人们力求突和超越的状态，成为对人自由地生存的束缚，而自由也就成了对束缚的挣脱，自由与束缚在人的活动中相互规定并相互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