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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11-08 15:51:43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阅读：14488
基于文化的冲突有三种基本方式，一是建立在不同地域基础上的跨族群文化冲突，也就是说相对地域隔离的国家或者族群由于网络或者其他形式的联系而发生对其他国家或者族群的压制或者排斥。这主要体现在今天在各种媒体和网络平台上的文化冲突。二是来自于不同国家与族群直接交互形成的冲突，例如大量的跨国直接投资带来了新旧两种文化的碰撞。三则是来自于历史形成的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由于长期历史的原因，今天的国家往往是多民族的，而各自民族和社群都依然延续了自身的文化特质，从而将冲突的因素隐藏下来，一旦遇到重大的社会压力和危机，这种冲突就会表现出来。例如历史上欧洲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压制和歧视等。
就以上三种文化冲突的形式来看，显然这三种在今天的世界都显示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全球网络的越来越普及和跨地域的直接交流和碰撞，各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普遍兴起[27]加大了文化上的排斥，而多民族国家内的冲突依然不断。这都显示出了当代国家无论在面临跨国的文化冲突还是国内的文化冲突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同时形成互相支撑的国际治理体系。
（四） 权利冲突危机与治理
文明冲突体现在大的族群和亚文明之间的，而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全社会权利意识的兴起，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社会内，都兴起了新的权利平等的思潮与运动。这种思潮和运动直接表现为新与旧的社会结构和行为习惯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一是性别权利平等，二是弱势群体权利平等，三是弱势族裔权利平等。
1.性别权利平等冲突与治理
性别权利平等运动自十九世纪中期至今，就一直成为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主要分支[28]。性别权利最早来源于主张女性权利的平等，在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上世纪二十年代，主要发达国家开始陆续赋予女性平等的选举权、受教育权、工作权等。迄今为止，女性权利运动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在今天的性别权利运动中，由于人类对性别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仅女权，包括其他诸如第三性别和变性权利等都成为性别权利平等的诉求主张[29]。例如美国加州于2013年通过了保障跨性别学生在学校各项权利的法案。围绕着跨性别者是否能够服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多次做出相反的判决。这些都体现出了性别权利平等冲突日益成为当今社会冲突的主流。
当然，性别权利平等的问题非常复杂，其中纠缠了包括生理差异、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经济利益、文化习俗、政治动员等多种因素，使得这一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个国家内社会冲突的焦点。然而必须要指出，性别权利平等的理念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当正确的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全世界的社会运动时，就势必会与各个国家长期演化形成的社会观念形成冲突，因此势必需要长期的努力、教育和政策的博弈。
2.弱势群体权利平等冲突与治理
与性别权利平等类似，弱势群体权利平等也是更大意义上的社会平等运动的方向。弱势群体在长期以来主要指残疾群体，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包括同性恋、特殊疾病感染者、心理障碍者等多种群体都被包括在弱势群体范围内，成为平权运动的内容。近年来，弱势群体还有了新的内涵，包括失业人群、农名工、特定职业者等，有泛化的趋势。甚至根据某些网站的统计，在中国，有多达七成以上的人群，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30]。而在西方国家，包括近年来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巴黎黄马甲运动等各种街头运动的风起云涌，都意味着，社会压力的增大和分配的畸形导致普遍的弱势群体心态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形态。
弱势群体心态的普遍化，意味着社会内部张力的加大并导致潜在的社会危机与冲突的酝酿，从而加大了世界各个国家内部治理的困难程度。而基于网络连接下的弱势群体又很容易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到同盟者，从而加剧了内部抗争的外部扩散化。而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来更好的推动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又成为一种全球合作治理的驱动力。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为了保护普通劳工的权利，显然要求全球各国共同推动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治理要求。否则，资本就会盲目流入那些缺乏劳工权益保护的国家，从而加大了不平等状态的出现。
3.民族权利平等冲突与治理
自工业革命开始，世界上就形成了明显的先发民族和后发民族的区别，广大的亚非拉民族在工业革命后的数百年里饱受殖民主义的压迫。自二战以后，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众多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然而，尽管如此，但是在经济上，亚非拉的广大民族显然依然处于相对贫困和弱小的境地。这既导致了其在参与到国际经济循环中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导致了众多包括难民等问题。而在发达国家内部，弱势族裔依然存在着难以融入到主流社会的尴尬局面。这就引发了严重的基于族裔歧视的压迫和反压迫的权利斗争[31]。
从当前的全球来看，弱势族裔问题显然已经成为全球各个主要发达国家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一方面，长期形成了缺乏教育等原因使其难以融入到主流社会；另一方面，这又更加剧了族裔歧视与压迫的代际循环。而从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而言，世界经济全球布局的进一步延展，势必会增强原先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实力的增强，从而产生新的国际传统经济政治格局的再平衡，这也将形成新的民族间的全球社会冲突与压力，并势必改变原先的国际治理格局，需要全球在治理格局上的协作和调整。
（五）信任冲突危机与治理
自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兴起的反战运动等，都形成了对政府和公共权力机构的不信任的思潮在西方国家蔓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分配的越来越畸形，西方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其根本在于民众缺乏对于政府的信任。同样，这股思潮在此次新冠疫情，表现的更为集中和明显。这几种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府信任危机；大国信任危机；国际组织信任危机。
1.政府信任危机
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核心危机就是政府信任危机。例如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1964年,超过70%的美国人信任政府机构。到2015年底，数字降到了19%[32]，在世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亦是如此。
政府信任的下降的原因是多样的，大体包括三个原因：其一是公民权利意识的日益觉醒，从而使得公民倾向于更信任非政府组织和怀疑政府；其二是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兴起，互联网极大增加了公民获取信息的能力，特别是增加了公民获取负面信息的能力，包括维基百科等多种渠道对西方国家政府的各种负面揭秘，极大挑战了政府信任；其三是西方政治生态的恶化，基于赢得选票的需要，政治对手互相抹黑，从而加剧了公民对政治严肃性的怀疑。信任在主要发达国家的逐渐显著下降，对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治理都形成了严重的挑战，而形成对公共政策的普遍怀疑和各种街头抗议的大量出现。
2.大国权威信任危机
冷战后，全球形成了以美苏为龙头的两大集团的对抗，两大集团虽然处于敌对状态，但同样也处于一种有序的秩序形态。然而，冷战的结束后，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多元格局，新的全球威胁不断涌现，而一超多强的格局在事实上还未形成有效的全球秩序重塑。主要大国对国际责任的担当亦经常变化。而西方国家内部亦由于金融、地缘、产业、贸易等因素而冲突不断。这些都加剧了对主要大国权威的怀疑和使得全球格局与局势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在此次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包括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疫情的起源上多方指责，而又深受世人怀疑，而在疫情的处置上，又缺乏足够的担当和合作，各自为战，互相推诿。这些都显示，世界范围内，对传统主要大国权威的怀疑在增加[33]。这种大国权威的削弱，显然不利于全球治理的合作和有序秩序的生成。
3.国际组织信任危机
除了对政府和对主要大国的怀疑增长外，此次疫情亦增加了全世界对世界性全球组织的不同看法乃至怀疑。例如西方主要大国纷纷怀疑世界卫生组织的运作和能力，甚至美国还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而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则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运作提供支持和信任。除了此次疫情以外，近几十年来，全球性组织到底在全球治理中起到了多少作用，例如核裁军、例如气候控制、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等，都引发了人们的较大程度上的怀疑。西方主要大国是否将国际组织变为其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一旦有所不遵从，就用扣减会费甚至退出相威胁。这都动摇了二战后形成的基于联合国体系下各国合作和国际组织发挥充分作用的全球治理架构。
因此，从以上的多种挑战和危机显示，当前全球治理格局显然处于一种新旧转换的时期，而不断暴露的新的挑战，同时要求世界各国通力合作，以对原先架构进行更好的完善和补充。
三、对后疫情全球治理格局的几个趋势判断
基于以上的趋势分析和核心冲突分析，结合历史经验和各种信息，我们基本可以做出以下几个趋势判断：
（一）世界主要大国的经济脱钩代价极大亦是不现实的
近年来，美国少数政治家试图通过增加国外贸易壁垒的方式，重塑产业链布局，改变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大趋势，使得制造业重新回流美国。此次新冠疫情爆发后，更是通过试图利用新冠疫情造成的国际交流阻碍来实现这种企图，以转移矛盾和迎合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然而，这种努力无论从历史经验来看，还是从现实双方利益来看，都会造成世界经济和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本身的巨大损失，因此，是不现实的。
从历史经验来看，发生于1929年的大萧条成为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对于大萧条的原因反思有很多，例如无管制的极度自由主义，金融与产业的交叉融合过度，工人权利的保障缺乏导致需求低下等。然而，为什么大萧条能够从一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蔓延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发现，其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那时的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出现经济衰退时，都试图采取了贸易壁垒和贸易战的方式来保护国内市场。然而，当所有国家都采用这样的方式后，整个全球产业与贸易链的断裂对所有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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