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人口数据发布，怎么看，怎么办？

在医疗卫生方面，中国人的长寿水平不断提高，但存在长寿不健康的问题。现在的预期寿命在77岁以上，但健康预期寿命只有68岁，也就是说至少有8到9年的寿命时间是带病。

即便我们人均医疗费用不上涨，老年人口增加一倍，老年人的带病生存期不断延长，再加上我们医疗体系“重医疗轻预防”的现象，老龄化、高龄化会对国家的医疗系统带来很大的压力。

观察者网：您讲到老龄化对社保可持续问题的挑战和影响，现在我国劳动人口每年以300万人的速度减少，这些都是社保医保的参保人，这对社保有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社会保险的可持续性？

原新：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300万，我觉得这个数字是毫无意义的。相对于9亿的劳动力数量来说，一年减少300万微不足道。

目前，老年人口的增加，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意味着未来对养老金的挑战。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和缴纳养老金的人数之间差距会越来越大，结果可能会让养老金或早或晚出现负增长，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问题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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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五险一金的缴费占比非常高，我们也在讨论长期护理制度，长期护理保险将来会不会成为五险一金当中的第六项等等。

现在提出来了两种解决的办法，也是我们正在操作的方法。一个是实现养老金省级层面的统筹，也就是从养老金富裕的地方向养老金亏空的地方转移一些钱，实现省级统筹。

养老金的富不富裕和地区人口的增长有关，这就涉及到3亿多的流动人口流到哪去了这个问题。接纳流动人口多的地方，养老金相对比较充足，流动人口把养老金全部积累到了工作的地方，那么工作地就要考虑流动人口的养老。

第二个是转移支付。现在东三省是国家转移支付用于养老金补空缺，其在全国占比可能是最大的。还有人提出的方法是，把央企、国企的部分利润或部分钱拿来补养老金，甚至提议拿出来20%，我想这也是将来可以探讨的方向。这些方法都得实际操作才能知道效果，没有一条路能保证永久的可持续性。

观察者网：目前我国调整生育政策、提出延迟退休政策，这些政策是否指向的都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您觉得政策是否会有效果，还应该从哪些方面注意？

原新：延迟退休政策和调整生育政策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觉得这是很不准确的一个说法。

历史上，中国从紧缩型生育政策走向了适度宽松的生育政策。适度宽松的生育政策走了三步，2011年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和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这促进了“十二五”后半期的出生人数的回升。

2016-2017年中国生了1700万以上的孩子，2018-2019年我们生的孩子数从1500万掉到了1400万，那么2020年，有理由相信比2019年还少。

有人说调整生育政策是为了应对老龄化，实际情况是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很有限。我的态度很简单，想单纯依靠调整生育政策来引导未来生育率走向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生育率政策是一个外生性的变量，对于降低生育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对提升生育率，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过特别成功的案例。

未来有可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或者实行更加宽松的生育政策，但不要指望生育政策能带给生育率有多大的回升。生育率的回升不取决于生育政策，而取决影响生育率的内生性变量。

在这样情况下，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安全生育、生育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有些人说把生育问题放到国家治理体系里面是不是太小了？生育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是个小问题。

我认为需要从4个层面去构建这个体系。

第一个是法律层面，现在是依法治国的时代，我们要修正调整与生育政策不相符法律规定。

第二要构建家庭支持的政策体系，包括一老一少从幼儿养育、教育、住房、孕产假、护理、照顾等一系列政策。比如老年人帮忙带小孩，妇女生育津贴、生育和工作的平衡关系等等。

第三是完善生殖和健康的优质服务体系，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力享受到安全有效的生殖健康技术服务。

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怀孕。我们现在每年的人工流产有900万人以上，中国每年才生1500万孩子。对于女性来说，做一次人工流产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还需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帮助那些不能生的人，为孕妇提供免费的产检、孕检等等，提升整体的人口素质。

第四个方面是从政策、舆论、文化环境上，构筑有利于人们去生育而不歧视多生的环境。因为过去40多年，我们提倡的是少生优生。

这个体系构筑起来后，不会因为不生或者生得多而受到任何影响，大家能够公平地享受这个政策体系。

有了这个公共政策体系后，是不是就能够给增加小孩数量，我的回答是不确定。这个体系政策并不是要刺激生育，而是要体现生育的友好、生育的公平、生育的关怀。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即便是2025年左右，根据联合国的测算印度人口有可能超过中国，我们依然是一个人口大国。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三个不会根本改变”，对中国人口趋势判断非常精确，“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调整生育政策也好，延迟退休年龄也罢，不是针对老龄化，而是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安排下，人口发展应对战略做出来的制度安排。

此外，推迟退休年龄也与应对老龄化关系不大。为什么要延迟退休年龄？我们的退休年龄政策是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男性在危险工种工作55岁退休，男职工、男干部60岁退休，女性在危险工种工作45岁退休，女职工50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

上个世纪50年代平均每个家庭要养育6个孩子，城镇化水平只有13%，退休政策只管了13%的人口退休制度，而农民没有退休制度。

当时，我们的老百姓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平均受教育水平连小学文化程度都达不到，大概十四岁就进入劳动力市场。

现在，国家规定16岁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跟男性是一样的。

我查了一下现在的在校生数据。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女性的比例都占到51%~53%。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推迟了结婚年龄，女性的独立性更强了，对生孩子也就生的少了。

另外，我们现在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接近10年了，过去14岁就参加工作，现在可能到24岁以后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推迟了10多年，寿命也延长了，而从事财富创造的时间在个人生命周期中缩短了，所以在末端要往后推。

但是，指望延迟退休来缓解养老保障金的压力，我觉得那不太可能实现，而且延迟退休也会有副作用，可能增加了充分就业战略落实的竞争性。

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双面性，不可能只有好处没有缺点。

观察者网：您之前也说过，老龄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发展问题，对比我国的老龄化现状，我们的社会、政府、企业、家庭、个人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

原新：我一直在讲，老龄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发展，老年人问题的本质是民生。经济发展是干什么？经济发展是做蛋糕，把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这样才有可能为应对老龄化的一系列的社会公共政策提供经济支撑、财富保障。否则应对老龄化、发展教育等等就是纸上谈兵，就成无水之源。

作为一个老龄社会，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会越来越大，在此过程中也存在机遇。改革开放40年，我们正好处在劳动力供给近乎无限、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的时期，靠高劳动参与率高来收获人口红利。

从现在到以后，可以看到中国15%的人已经接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2019年起，每年招收的普通高等教育大学生及研究生已经超过1000万，也就意味着“十四五”期间，我们每年毕业的高等教育人才就有1000万，人力资本会越来越雄厚。

我们经济转型要从过去的数量型经济，转型为现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企业、家庭可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发挥哪些作用？这需要把各自的职责边界划清楚。

政府是养老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监督者。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所以像公办的养老院，我的建议是应该交给市场去运转。

政府责任是普惠制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包括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长期照料制度、困难人群的兜底等等，政府把这些事情办好，剩下的交给企业和市场，

市场要干什么呢？政府保证普惠和兜底，想在这个基础上更好，就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比如老年的金融产品、养老产品、康复护理、健康保健一系列的东西，都可以交给市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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