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爵杨恒均同行

19世纪50年代以来孔教在中国的崩溃，被看作是秩序和稳定的可怕崩溃，而不是一个新的、更富生产性、更开放的未来的先兆
—— 纽特-金里奇

与天爵杨恒均同行

杨兄，你好！

月初从网友转帖你的博文知你在京城，并从中得知你从明年开始准备用几年的时间走遍中国的两千多个县市。京城晤面之后，转眼之间就到了月底。期间，我们还先后和你的湖北同乡，因用于疾呼“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而名闻天下的李昌平先生，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先生，以及《中国改革》杂志副社长魏群女士等人餐叙，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和网友集体腐败”，以便在吃吃喝喝时不忘与这些朋友一起寻找社会转型的共识。月底，我还和周鸿陵兄参加慕容雪村新书发布会时，有幸与何兵教授就我们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长谈。没想到几天之后，被同胞们称之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的神州就爆发了温州“村长门”。就像上海用一场大火为世博画上句号一样，致力于中国形象的这一年，就这样用一条人命为2010年画上了一个句号。

也许，当你行走在大地深处的时候，你无法像何兵教授那样组成“村长门”法学家微博观察团，你也很难像已成立的三组公民独立调查团那样前往乐清（第一组由于建嵘领衔，包括笑蜀和赵晓等，第二组由王小山带领众多网友，第三组是法学博士项宏峰律师和屠夫等人）。你不是孙悟空，很难做到“哪有不平哪有我”。但是，就像我们的朋友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周鸿陵兄曾在面谈前后与你有过的基本共识，那就是公民社会开始与一个先行一步去“围观”的天爵杨恒均同行。

在京城匆匆晤面时就得知你在国内出了第一本书，看你写于新加坡的博文《我的家，我的国，我的天下》，知道你的书终于要公开发行了。我们为你感到高兴。不知你是否知道广东纪委书记本月初在《南方日报》刊发的《新加坡为何能做到廉洁高效》？文章提及人民行动党执政50多年来“不让每一户家庭感到绝望”的努力，让我们印象深刻，也让我们甚为感动。据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为努力做到“不让每一户家庭感到绝望”，其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接待日活动，社区组织极富特色，规定党的议员每周必须安排一个晚上走访选民、接待群众上访。建立“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为基础教育提供资金和设施；为妇女提供家庭服务，保障其工作权利；为所有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在我们走访的裕泉社区，社区基层组织的党员风雨无阻、深入群众，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如对群众申请的分组屋、孩子读书、找工作、暂缓还贷等“小”事情，都千方百计予以帮助。人民行动党正是以平时的点滴诚心，经营起了一座牢固的民意长城。

作为个体，我们不是政党的议员，也没有政党的社区基金，等等。但是，我们有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经过上个世纪的1990年代，我们已不难理解1995年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院长的纽特-金里奇为托夫勒的《创造一个新的文明》序言《21世纪公民指南》中所说的这些话，即“19世纪50年代以来孔教在中国的崩溃，被看作是秩序和稳定的可怕崩溃，而不是一个新的、更富生产性、更开放的未来的先兆。”（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  美国国会众议院院长 纽特-金里奇 序言《21世纪公民指南》 1995年1月 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5月第一版 1997年4月第2次印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让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大的代价，即将成为过去的2010年之“死者长已矣”，2011年的“存者且偷生”吗？明天就是2011年元旦，为那个不再有“让无数家庭感到绝望”的“村长门”的暴力与悲剧，在新的一年里，在先行一步的你之后，我们还会有更多体制内外的朋友们走出书斋，其中将会有中央党校教授、全国各大院校教授学者，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将会有政府官员，更有社会各界人士。

记得在上个世纪，胡适先生说，“我认为急进革命与逐渐改革二者的区别，正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与极权的生活方式最基本的不同。这种根本的差别，几乎可以解释这两个互相冲突的制度中的任何问题。”而在世界是平的今天，代表“逐渐改革”的微博让教授学者“于建嵘红了”，在他之前，作为博主的你早就红了。今日就像10多年前托夫勒在其《创造一个新的文明》前言所说：“令人震撼和意味深长的是，政治权力正不断从我们正式的政治结构——国会、白宫、政府机构和政党——转向由电子网络联接起来的基层团体和媒体。”所以，对所有“位卑”或“匹夫”的天爵来说，事情已非是能不能为，乃是愿不愿为而已。

《南风窗》2006年“为了公共利益”年度奖人物之一的陈志武兄曾说过，“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生是不幸福的”， 因为“太多的人谈论政治，恰恰说明政治在社会中的作用太大了，这个社会中不健康、不公正和冤屈的事情太多了，人们没有安全感，所以必须要谈论政治；而在美国，社会的制度框架已经相当成熟和稳定，人们对政治有信心、有安全感，谁上台都无所谓，有了这样的前提，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对政治念念不忘了。所以，要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最根本的是要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取得突破，让人们获得不谈论政治和免于恐惧的幸福。”就像我们在与你面谈时谈到你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书《家国天下》时所说，我们用“制度创造幸福”的行动和目标就是“治取天下”。

10 多年前的1998 年11 月24 日，当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英国女王驾临上院，宣布政府将剥夺759 名世袭贵族意愿出席上院的特权，1999 年秋季议会时，所有世袭贵族议员都已离开上院，从此，国王不再敕封新的世袭贵族。但在英国勋爵制度后世袭时代的头10 年中，终身贵族却声势日盛，在社会生活中取得显赫成就的学者、商人、明星等，每年数千人被英女王册封为英国爵士。贝克汉姆、伊丽莎白-泰勒、埃尔顿-约翰、比尔盖茨便是其中的成员。

就像我在3年前所写的《网络公民杨恒均》所认同的“当什么作家名人都没有当一个公民更加有力度和更加牛逼！”那样，你说“当我走遍全中国的时候，至少，我再也不会在祖国的土地上找不到方向……”。是的，作为一个读书人，“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和体制内外的朋友广泛磋商，为国家发展寻找新的突破口，力求探索可行的道路。”游走于海内外的你既不同于国内的于建嵘，也不同于国外的陈志武，而有点类似于被《财富圈TIDE》喻为“洋隐于京”的美国公民龙安志。在国外，你和家人生活在体制内，而在国内，曾是党员的你却生活在体制外，与龙安志恰好相反。这让“我的家，我的国，我的天下”难免“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的沉重。

明天你就要远行，这次行走并非18世纪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因为作为世界之一部分，中国也是平的。三年前，你对网友说“未来是什么？我们能掌握未来吗？当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未来已经开始改变……”。因为“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数字化生存》）

梁泉  上

2010-12-31   匆匆于北京行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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