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包容性增长”实现增长的正

　　“包容性增长”起初思路来自亚洲开发银行，在之前亚行曾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和“对穷人友善的增长”，所以，从递进关系上我们可以推断，“包容性增长”绝不是在“增长优先主义”或者“消灭贫困”上面的同义反复，它不是一个“框”，不是说“穷人富人都要包容性增长”、“国企私企都要包容性增长”、“股市期货房地产都要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恰是因为存在“排斥性增长”：即有一部分群体、有一部分因素(例如环境因素)、有一部分社会资本(例如道德)在增长过程中牺牲了或者“丢失”了。

　　从这个基础意义上延伸，那么本报在2010年达沃斯新领军者论坛中提出的“发展新伦理、增长的正义”同“包容性增长”是高度同构的，在思想资源上有着很充分的“交集”。我们提出“增长的正义”的概念的初衷就是认为增长应当内含一个“正义原则”，不是任何形态的经济增长都是可取的，这个“正义原则”要优先于增长的结果，由此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后续的指标性架构。

　　在亚行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时期，联合国利用阿玛蒂尔·森的研究成果，编制HDI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形成了3个基本的衡量指标：预期寿命、教育程度和人均GDP。坦率地说，HDI指数不包括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环境污染、社会可持续能力，它只不过是一种“消灭贫困”阶段的短暂性产物。而当中国人均GDP开始逼近4000美元，虽然贫困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但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或者思想分歧已经和过去迥异。所以中央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来把握新时代的矛盾，而提出“包容性增长”概念是将这些理念扩展化，实实在在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正义原则”。

　　我们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正义原则”应当包含三个方面：机会平等下的经济自由推进、政府在社会公共品上的责任评估和“权力收敛”以及生态环境和社会资本的维护。坦率地说，“包容性增长”要面对的很多问题，比如收入分配不均、垄断企业的“门槛保护”、土地和金融资源的集中、城乡差距的拉大、农村公共品建设的滞后、政府产业政策的随意性、低利率政策的长期化、汇率问题的挑战等等，这些都是“结果不平等”，而修复和解决它们，则需要回到包容性增长所强调的“机会平等”原则。

　　让农民进城却实施户籍歧视，这会造成人力资本收益的不平等，农民工收益变少，这是结果不平等。如果政府用行政手段调控，“增少削多”不是良方，应当根据“正义原则”，放弃让农民必须用土地换户籍的机制设计，适当接受原城市户籍人口福利下降，因为农民的经济自由(迁徙自由)不能做“筹码”，这属于正义原则。考核政府的成绩，唯GDP已经不恰当，也应弱化GDP增长目标的设定。应当将公共品建设——例如教育、医疗、社保、劳动力自由流通、打破地方市场封锁等等作为重要的考核权重。政府在权力使用上面要懂得“收敛”，最近“录音门事件”暴露了一些官员的滥用权力思想，甚至说出“跟政府做对是找死”。政府在宏观金融政策方面要“严守底线”，泛滥的货币政策会造成机会不平等，普通百姓将更大程度受害。

　　经济自由的推进、机会平等的扩展将会减少收入差距，这时候即使有财富差距，也是能得到社会尊重的。在包容性增长的正义原则之下，将从调整“结果不平等”的泥潭里面走出来，走向“机会平等”的道路。这时候，全民以及政府都会遵守规则并相互取信、凡是努力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回报、财富将是被人尊重而不是仇恨、经济资本不仅增长社会资本也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