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1-03-13 21:18:18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阅读:2124
何兵:官员财产公开要回到实践理性
作者:何兵,陈建利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11-3-13
现在的外部压力主要有舆论和行动两个方面,民众的呼声,民众面对权力贪腐的不断上访,对官员卷款出逃的愤怒,以及媒体开放带来的舆论监督,已经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但中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确立和有效运作,还需要来自上层的力量,尤其是领导层的勇气和决心。
面对当前的权力滥用和贪腐,民众总是期望官员财产公开越快越好。但对于制度建设本身,最好还是回归到改革开放,回到邓小平提倡的“实践理性”上来,既然整体性实验可能带来的风险巨大,那就多处局部实验,明确地“画圈”,在不同的地方,不同行政级别的区域画圈试点。
南都评论记者 陈建利
官员财产公开一直是两会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之一,今年亦不例外。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连续六年提出议案;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和监察部部长马馼面对媒体的提问,均表示中国对此的态度是明确的,但要一步一步推进。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两位官员的先后表态。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说:“如果将来需要向社会公布财产,只要有这个制度设计,我会率先公布我所有财产。”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谢彬如则称,愿意向社会公开其家庭财产的所有信息,欢迎任何人前往他家中核实情况。
官员财产公开,距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如何看待民众之殷切期望和制度建设滞后之落差?如何才能上下形成合力?在推进过程中,该注意什么等,就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
应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南方都市报:在当前中国的这种政治生态下,你怎么看两位官员对于财产公开的积极姿态?
何兵:对于官员财产公开,应该说有两种氛围,一种是官员体制内的,一种是民间的。前者对财产公开的抵触是比较大的,民间则是明确要求公开。两位官员的积极表态,可谓是顺应了民意。当前权力腐败已成为了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财产公开有利于防止腐败,应该说是个全球性经验。我完全赞同和肯定两位官员的积极姿态。另外,我想可否再进一步,即使没有制度强制性的公开要求,但法律也没有规定不允许公开,地方的一些官员也可以多一些勇气,可以先做表率,从自身开始,率先公开。
南方都市报:自1988年中国开始酝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以来,至今已经走了23个年头。1995年和2006年也分别出台了两个相似规定,由于缺乏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核心环节,一直是流于形式,收效甚微。去年“两办”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新规”与“旧规”相比,只是在财产收入的申报范围上更加细化和具体,但申报内容仍不公开,与公众的期待相去甚远。
何兵:中国高层对此的态度是明确的,但在具体怎么做上是谨慎的,来自内部的阻力肯定不小。去年的“新规”把副处级以上官员要申报的事项和财产事项,更进一步细化了,并把收入的内容由原来的“工资收入”等扩展到现在的房产、债券、股票、投资等,并要求同时报告共同生活的子女、配偶的财产状况。同时,对于瞒报、不报或者不诚实报告,也规定组织内部可以追究,警告、诫勉谈话甚至可以免职。
中国权力的滥用比较严重,多年下来,有些积重难返。从近年来媒体和官方自身披露的情况看,贪腐的面在扩大,严重度在上升,官员手上积累的不明资产也越来越多。出台这么一个“新规”,我想主要是可以先摸底。中国公务人员规模大,4000多万公职人员(主要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还不包括国有企业),一旦统一要求,硬性规定公开,可能会引起巨大的政治震荡和社会动荡,局面难以掌控。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现代政治治理和反腐一项重要制度,也是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手段,有“阳光法案”、“终端反腐”之称。一套系统的财产申报制度,最起码包括申报对象、申报、公开、监督和问责五个环节。中国当前的制度要求还停留在向组织内部申报的阶段,还缺少向社会公开这个核心环节,当然会给民众“只闻雷声,不见雨点”的感觉。
应对这种质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制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并提出具体的路线图。比如说今年要制定出官员财产公开的草案,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用5年或者10年,要求官员全部公开财产。也要制定一个路线图。比如,要求先从高层开始,还是先从基层开始,或者还是先从哪个系统开始。我个人的想法是,第一先从纪委系统开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纪委可以先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以身作则。第二是再从司法开始,现在的司法腐败,也是老百姓最恨的。然后再扩展到省(部)、地、市、县的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先公开,其他的官员暂时不要求。最后再慢慢普及到全部的公务人员。
南方都市报:的确,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虽是一项具体的制度建设,但却会改变权力的运行规则和官员的行为本身,若一下子硬性要求,来自权力系统内部的阻力会很大。这是在由内部“申报”走向真正外部“公开”的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
何兵:一下子要求全部公职人员公开财产,反而会影响进程,影响最终的结果。欲速则不达,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最终建立,必须要采用渐进方式,在争取民众支持的同时,要有智慧地,逐步减化阻力,不要急于求成。
财产公开制度可模仿和复制
南方都市报:监察部部长马馼称,今年要进一步规范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并将推出以公民身份证为基础的公民信息管理,为下一步的改革做一些技术上的准备。但在民众迫切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心态前,这种话语也容易被解读为一种拖延或者敷衍。
何兵:这的确是一个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有些制度条款,尽管看上去很完美,但由于缺乏其他配套制度的安排或一些必要的技术的支持,执行起来成本会因为过高而不了了之。但我强调的一点是,首先要让民众看到希望,政府要“动”起来,而且要让民众感觉到它们“动”起来了,不迈大步,但要小步不停,要往前走。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我看来,并不复杂,在大的原则上,在制度设计上并不是一个需要创新的问题,而是一个模仿和复制的问题。
建立以身份证为基础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包括个人的收入,纳税,消费,交易等,都是完全的个人实名制,很容易查询和监督。这些技术上的改进,的确可以降低权力贪腐的发现成本,有利于官员财产公开的推行。中国在这块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甚至个人纳税账户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建立起来的原因,不是技术问题,信息技术的发展早克服了这个问题。公安部门现在已经把个人的身份系统管理基本上全覆盖了,达到99%以上了。个人信息难以统一,现在主要是部门与部门之间因为利益关系难以协调,哪个部门都想主宰这个系统。工商、税务、银行、社保、住建等好多部门都不愿意与其他部门分享这方面的数据资源。中央这个努力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南方都市报:对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设,外部的压力机制已经形成,但权力内部如何才有动力,逐步公开,一直是一个难题,既得利益结构本身有陷入一种“自我锁定”的本能,这也是很多人如此悲观的原因。
何兵:任何一个国家在推行官员财产公开时,都是遇到阻力的,但都走过来了,目前全球推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国家已经有100多个。印度北部的比哈尔邦是印度最贫穷的一个邦,近日也宣布,因大约70000名官员没有理会邦政府发出的在2月底前申报个人财产的命令,将面临停薪处罚,他们的工资将在完成申报后才能恢复。据我所知,在瑞典不仅仅是官员,现在老百姓都公布财产,买房必须申报,位置、价钱都是公开的,可查的,所以这个社会是最干净的。
现在的外部压力主要有舆论和行动两个方面,民众的呼声,民众面对权力贪腐的不断上访,对官员卷款出逃的愤怒,以及媒体开放带来的舆论监督,已经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但中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确立和有效运作,还需要来自上层的力量,尤其是领导层的勇气和决心。
“留取丹心照汗青”,政治人物必须要有一些历史使命感,将来历史会怎么书写历史人物,是要看其做过什么,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如何。只有上下齐动,才能冲破既得利益结构的阻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注重推进的策略和智慧。
地方经验的实践理性
南方都市报:从这两年的一些人大代表的议案看,很多已经考虑到如何在技术层面减少阻力了。比如有的代表曾建议,可以尝试“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某一年龄段的要升迁的官员,要求他们公示财产,否则不予升迁。
何兵: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像北京市就做了类似的尝试。北京市去年对公推公选的600多处局级干部,要求首先要网上“晒房产”。
南方都市报:对于地方上于此的经验和累积的知识,尤其应予以关注和重视。
何兵:对。面对当前的权力滥用和贪腐,民众总是期望官员财产公开越快越好。这虽是一项具体性的制度安排,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转型影响将是深远的。官员财产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尤其是预算公开),是打造“阳光政府”的两根柱石。这也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行道路。
对于财产公开制度建设本身,我想最好还是回归到改革开放,回到邓小平提倡的“实践理性”上来,既然整体性实验可能带来的风险巨大,那就多处局部实验,明确地“画圈”,在不同的地方,不同行政级别的区域画圈试点。当年万里在安徽农村搞改革,后来的深圳特区的发展,都是走的这条路。中央要鼓励一些地方大胆尝试,先动起来,也鼓励一些地方的一把手率先公开个人及其配偶和子女的财产。在吸收这些地方累积的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总结提炼,最后形成一个可行的,有共识的制度性条款,再在全国推行。深圳当年作为经济改革的排头兵,画过一个“圈”,现在也可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派头兵,再画一个“圈”,试点官员财产公开。
据我了解,中国已经有多个地方在做尝试,先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破冰”,浙江慈溪、四川高县、重庆市江北区、湖南浏阳衡阳等地也都在陆续跟进,这些地方的经验均值得好好总结。稍感欣慰的是,从监察部部长马馼近两年的发言看,中央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地方,并在做经验总结,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草案的出台做一些知识上的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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