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在危机治理中的功能

媒介在危机治 理中的功能

——以汶川大地震中的媒介为例

                                     蔡志强

内容提要：媒介是危机治理的重要力量。危机情境下人们的特定心理和对于信息的强烈需要，决定了媒介在危机治理中特有的提供有效信息，平息社会恐慌，实现社会动员，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本文通过媒介在5·12汶川大地震中有效发挥功能的具体分析，提出了在危机治理中媒体要维护人的价值，培育社会的灾难承受能力以及与与政府互动协同治理等作用。这一过程也凸显了公共治理中正在成长的“政府－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2008年5·12汶川里氏8.0级大地震造成7万多人罹难，37万余人受伤，500万间房屋倒塌，累计受灾人数4616余万人。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共济时艰，积极参与，迸发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奉献精神。也让人们看到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日渐清晰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意识。我国较为脆弱的危机应急机制得到了锻炼和完善，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其间，媒介功能的有效发挥对抗震救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媒介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其成为危机治理的重要力量

一个有力的政府和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时候，总能够在最初的慌乱之后迅速展开有效的救治，确保其对生命强大的济护能力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能力。这一能力的训练与培养，有赖于完善的危机治理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在面对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事件时，如何实现危机的有效控制和化解，避免大的社会振荡，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确保人的价值和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凝聚社会力量，恢复社会生产秩序，是衡量危机治理效果的标准。5·12汶川大地震中，党的领导的坚强有力，政府和军队的快速反应，社会和个人作用的有效发挥是抗震救灾的根本。与此同时，通畅高效的信息传播和及时的沟通协调成为凝聚力量、克服危机必备条件。由此，媒介的功能及其在抗击地震灾害中的作用迅速凸显出来。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媒介社会。通过媒介实现信息沟通、完善公共治理，是现代社会过程的基本路径。媒介在治理中的效用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包括风俗习惯、危机性质、公民的社会结构、占主要地位的道德观念以及政府对媒介的政策等等。这些因素影响着人们对经由媒介披露的事实的态度。此外，媒介本身的权威性、大众化程度、公信力也是影响媒介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现代社会治理中，各国政府或者政党借助媒介力量来影响公众，是一种成本较为低廉，并能取得较好效果的过程。[1]1948年，美国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概括了社会传播的三大功能：1、监测环境，解释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社会各部分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2、协调社会关系，使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对环境做出反应时相互关联。3、传承社会文化，实现社会遗产的代际传承。后来，有的学者补充了必要的第4项功能，即娱乐功能。

汶川大地震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在短时间内摧毁了现代技术建构的物质基础和管理框架，提出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应对灾难的极端任务。我们知道，危机事件的实质，既是非程序化决策问题，也是经由有效的预警机制实现常性社会治理的过程。危机具有的不确定性、突发性、强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影响的广泛性等特点，要求党和政府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对事件做出关键决策，给出具体明确的因应措施，并动员社会各界有效参与对生命的拯救和灾民的安置，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要发挥上述功能，完备的信息沟通渠道和责任媒介的有效参与是重要前提。由此，政府需要强化与媒介的合作，并对媒介在危机治理中的角色予以明确。

媒介在汶川大地震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现出一个强大的党和政府与日趋成熟的社会在面对灾难时清晰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发挥。大地震后，遭受突如其来打击的灾区人民和全国各地的社会群体，心理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惧和悲痛。此时，人们会比平常更加急切地关注媒介，渴望通过媒介获得关于形势的多方信息。另一方面，危机中人们的情绪需要通过媒介加以纾解和引导。由此，媒介对危机的监测作用和对人们的引导作用得以发挥。此外，媒介在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促成并维护社会机制的有效运行、推进信息公开、实现对灾区物资配给的监督、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等方面也负有重要责任。

在多数情况下，媒介社会责任的确定性决定了发挥媒介功能需要考虑社会稳定和危机控制的现实要求。政府对媒介的角色和职责的定位实际上建构了媒介功能发挥的价值取向。在危机治理过程中，各国政府都着力构建危机管理者与媒介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努力使媒介成为传播危机决策、提供对称信息、协调和引导社会参与危机治理的平台。许多国家的媒介实际上也成为政府危机管理主体的组成部分，在危机治理中承担着社会心理抚慰、信息传播、政府形象塑造、社会力量凝聚等责任。

二、从汶川大地震看媒介在危机治理中的功能

在危机事件管理中实现媒介作用的有效发挥，需要强化媒介的以下功能：

……

三、地震危机提出了社会常态下媒介新的作用

（一）对人的价值的维护是媒介在危机治理中作用发挥的道德前提。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较好地改变了传统文化中较为严重的主体性缺失问题，人们越来越强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另一方面，对自身和他人的价值忽视却日益凸显出来。因此，媒介在常态治理中，首先需要明晰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与提升。只有当个体的价值被唤起，人们才可能主动承担危机治理中的风险与责任，而不是作为冷漠的旁观者，或者是非理性的参与甚至逃避。

从危机治理的过程看，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与维护包括这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体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犯，并且在危机治理中生命价值优先于物质价值。汶川地震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要把抢救人的生命作为第一要务，指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倍的努力。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人民生命高于一切。5月19日至21日的全国哀悼日，所有媒介和全国人民一起对汶川罹难者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和最后的庄严敬礼。二是个体对所处危机情境有知情权。即对个体可能遭致的生命威胁和财产损失有权知道。政府应及时提供相应的已经获悉的信息。这次大地震中，党和政府以及国际社会能够迅速反应，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尽管在地市一级由于领导干部全部投入救灾而无法实现与媒介的有效交流，但是省级和中央一级在提供媒介充分获取信息方面的努力无疑是卓有成效的。社会对灾区情况的充分了解极大地保障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别是党和政府真诚面对媒介，提供完备周全的信息，有效地防止了流言传播和社会恐慌。三是个体对于他人的生命财产同样负有维护和不损人利己的责任。对国家的利益和公共利益负有维护和不破坏的责任。四是危机治理中的个体价值是通过个体的实际参与过程来实现的。人们在危机中基于维护自身与他人价值的需要，勇敢地进入不确定性中，这本身构成了价值的提升过程。即人们基于责任而采取的应对危机的行为提供了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社会治理得以维续的根本动力。这个动力构成了危机治理的道德基础。

（二）培育社会在灾难面前的能力是媒介和政府共同的责任。汶川5·12大地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警示，即在特大灾难，特别是难以有效预警的自然灾害前，党和政府与社会同时走在了危机应对的最前线。这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诉求。5·12地震中一些人拍摄的影像资料显示，在大地震发生的刹那，许多地方的人们并没有惊慌失措，无数的普通人不顾个人安危，全力救助被掩埋的同胞。同样，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多次公共危机事件中，救援人员、志愿者和无数普通百姓站在了危机的第一线，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济护着他人的生命价值，并在灾难中坚韧地挺立起来。在2008年的南方冰雪灾害中，媒体同样发挥了强大的抚慰能力。如贵阳交通台倡导的绿丝带行动，重庆媒体开展的募捐红丝带行动都在受灾地区和社会其他方面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和参与。仅贵阳市就有3.8万辆私家车参与了绿丝带行动，为出行的人们提供帮助。正是这样一种被媒介广泛传播的行为自觉确保了我国尚在幼年的公民社会的有序发展，维护着人类道德的基础。

512汶川大地震连同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让国家和社会更好地明晰了自身的角色和功能。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和人民在危机应对中从理念到行为都得到新的提升。人们彼此之间的手机短信、媒介在危机报道中的话语更加符合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要求，符合危机应对的价值取向；各级领导干部在应对危机中的决策和对资源配置的能力更加科学；社会的责任意识和自信力都进一步提升。

（三）新时期治理框架提出媒介新的功能。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实际看，媒介在常性治理中，需要进一步强化以下基本职责和功能：一是配合政府实现资源的科学配给。媒介要通过舆论的力量维护资源配给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并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引导社会实现利益的自我调节，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这是当前媒介需要强化的第一个功能。二是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社会良序的前提是社会必须具有共同尊崇的核心价值体系。媒介本身具有的道德引导和思想整合功能，实际上提供了社会和谐的重要资源。2008年的冰雪灾害和5·12汶川地震没有引发社会骚乱和严重的抢劫事件，也没有出现大量谩骂或者传播谣言的手机短信，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信息对称下人们责任意识的增强。随着我国手机用户和互联网用户的急速攀升，信息的交互性和公民在接受、改造与传播信息中角色的易变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新媒介传播信息，表达观点。强调媒介的责任意识，就是要发挥媒介在教育、引导、塑造青少年健康人格和科学世界观方面发挥作用。由此，强化把关人意识，注重社会心理调适。就成为常态治理中媒介的一项基本职责。三是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媒介本身就是社会情绪的减压阀。特别是网络和多媒介形式的存在，提供了人们表达意愿、提出意见建议、发泄紧张或者不满情绪的重要平台。媒介要能够把握社会心理走向，实现对人们不满情绪的有效纾解。四、提供政府科学决策的社会基础。现代网络媒介具有的海量信息和传播过程的交互特点，实际上是一个民意表达和民智凝聚的巨大平台，也是提供政府—社会有效沟通的途径，为政府把握舆情，科学决策提供了新的手段。五、提供社会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民主参与的平台与空间，推动社会民主发育和公民社会发育。

汤因比指出，人类创造文明的可能性不在于其超然的生物天资和地理环境，而在于他对极端困难处境挑战的反应。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中一个民族面对灾害万众一心、执着奋争、创造生活的状态，展示了公民社会发育中一个民族多难兴邦的内在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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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蔡志强：危机治理与社会和谐[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3页。

1 Caizhiqia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Social Harmony, Hunan People Press,2007,P333.

2 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7-18.

2 Wang Kai. Transfer of China: the Media，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Policies[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5:17-18.

3 http://news.163.com/08/0526/16/4CSPR9TS0001124J.html

4 [英] 尼克·史蒂文森著，顾宜凡等译.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

4 Nick Stevenso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dia,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6；

5 [美] 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

5 Nanlin, 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Shanghai People Press,2005；

6 蔡志强.社会危机治理：价值变迁与治理成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6Caizhiqiang, Social Crisis Management: Value Change and Governance Development, Shanghai People Press,2006.

The Media’s Functions in the Crisis Management:

Take the Case of the Media in Wenchuang Earthquake

Cai Zhiqiang

[Abstract]

[Keywords]

全文载《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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