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出席“二二八事件66周年中枢纪念仪式”，再度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与家属鞠躬致歉。马英九表示，这类事件及白色恐怖事件，都是大家必须记取的教训，“我们面对历史，进行反省”。…[详细]
何谓“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反省，包含了哪些内容？
01“二二八”事件的历史真相非常复杂，迄今尚无统一意见
事件的近因是缉私血案，远因则与台湾光复后的经济状况有关关于“二二八事件”，最常见的描述是：1947年2月27日，国民政府专卖局武装缉私人员在台北市用枪托打伤一个卖香烟的妇女林江迈，引发骚乱；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示警，又开枪打死了一名抱不平的群众。缉私血案激起台北市民的愤怒，28日上午，四、五百人发起游行请愿，冲击公署大门，要求行政长官公署“严惩杀人凶手”。其间，有民众抢夺警卫枪支及开枪射击卫兵，卫兵还击，当场打死3人、打伤3人，逮捕6人。当时台湾的主事者陈仪未能妥善处理，骚乱遂蔓延全岛，引发一连串民众抗争和排斥外省人的事件。蒋介石与国民党要员商议后，认定事件是“暴乱”，急令军队赴台湾增援，大规模的暴力镇压亦随之而来。
林江迈事件，只是“二二八”的近因。究其远因，实与陈仪成立长官公署、实行专卖及公营贸易制度有莫大的关系。日殖台湾期间，制定了许多条例及章程，日本投降，中央政府光复台湾，须将这些条例及章程变动。陈仪奉命接收台湾，设立了贸易公司与专卖局，没收了日本公私营企业。这些企业的贸易盈余，在日据时期为“重要物资营团”及“拓殖株式会社”所得，如今全归贸易局所有。贸易局虽说盈余将用以建设台湾，并非与民争利，但实际结果却是民营公司工厂倒闭，民众失业，民怨蓄积，社会上甚至出现“日本狗去，中国猪来”一类过激言论；陈仪所谓“台湾人民由于受日本长期专政政治的统治，政治意识退化，不能以理智的态度来实行自治的政治，因此需要二三年之久的国民党之‘训政’才能使他们成为完全的公民”这类言论，对台湾民众之自尊，也是极大的伤害。2月27日的缉私血案，实为这种久蓄的民怨，提供了一个宣泄的突破口。…[详细]
事件前后还有许多特殊因素，事件本身也还有很多细节史实不清事件中的另外一些特殊因素也值得重视，如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考据认为：事件发生前后，恰巧台籍日本兵及台籍浪人大量归来，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成为参加“二二八”暴动的主要分子。有不少台籍浪人及台籍日本兵，因在大陆地区仗依日本势力而为虎作伥，欺负大陆人，在日本投降时，受到中国同胞的侮辱，大陆人将这些人视为汉奸战犯，没收其财产，将其下狱，后因人数太多，政府下令这些人从宽释放，仅受理直接有暴行而经检举的案子。台湾光复后，这批人大量涌回，因找不到工作，又遍布全岛，在“二二八”事件爆发时，他们遂寻仇报复。黄彰健先生认为，这是“二二八”事件之所以迅速蔓延而难以收拾的一个重要原因。台湾学者王晓波则认为，当日台湾严重的粮荒，是民怨的重要根源；而粮荒的出现，则与日本人有莫大的关系。
事件的许多细节至今也尚未考据确切，存在诸多疑问。即以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林江迈事件而言，惯常的说法是老妇人林江迈系因违法贩卖私烟而被缉私队员殴打。但林江迈之女林明珠的回忆却说缉私队员是来买烟的，但因言语不通（缉私队员说的是国语，林明珠只会说日语和闽南语），“林明珠一时反应不过来，围在一旁的地痞混混见状鼓噪：‘有人抽免钱的烟！’并且大声呼唤林江迈，‘阿桑，有人欺负你女儿喔！’他们一哄而起攻击这个士兵，拉扯中，明珠的烟散落一地．在起哄下冲突愈演愈烈。士兵掏枪想要吓退围堵他的人，举起枪，尖锐的枪管刚好顶到了急着冲上前找女儿的林江迈头顶．撞出血来，围观者更加沸腾。被大人拉到一旁的明珠听到有人呼喊：‘阿桑，你流血啦，还不快倒下！’‘阿山仔，打人喔！’……”至如最关键的事件伤亡数据，迄今也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死亡人数从数千到十几万，各种估计、统计相差极大，人言言殊，1992年台湾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的推估数据，则为18000人至28000人，但该数据并不为学术界所认同——对于此种事实难以澄清的根源，亲历事变的著名本省籍人士丘念台曾如此解释：“地方当局透露，外省籍同胞被暴民杀死几千人；而民间却说事变期中，台民死伤近万。根据我的调查访问，双方实际伤亡数字，不及上列传说的十分之一，乃至不及百分之几。他们为什么要夸说死亡数字呢？难道死多了人变成为有理的一方？这种故作夸大的做法，大概是乱世变态心理的表现吧。”…[详细]
02台湾国民党政府数十年来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
事件发生后，被国民政府定性为“有组织叛乱行为”；戒严时期成为台湾社会的头号禁忌事态平息后，国民政府将事件定性为“奸党乱徒，乘机煽惑”，“有组织叛乱行为”——但据黄彰健先生的考据，“二二八”事件武装暴动最激烈地区，如台中的谢雪红与杨克煌、嘉义的陈复志、高雄的涂光明、斗六的陈篡地等人并非都是共产党员，黄先生认为，谢雪红、杨克煌是台共，其余人则因史料不足，只能存疑待考。“二二八”事件爆发，陈仪将之归咎于“奸匪勾结流氓”，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共产党的领导。黄先生则研究认为，“二二八”事件是突发的，说是中共所鼓动，并不合乎事实。
国民政府迁台后，为了巩固政权，严控“二二八事件”的相关讨论，并在1950年5月匆忙宣布二二八事件就此结案，封存史料。在20世纪50至80年代初，戒严时期“二二八事件”成了台湾的头号禁忌，几乎没有人敢提。…[详细]
戒严解除前夕，国民党威权统治松动，民间发起平反运动要求政府正视
二二八1980年代，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日益松动，党外运动春风再生，党外杂志百花争鸣，民间社团也日渐发达。1986年3月，民间社团台湾人权促进会以“省籍与人权”为题，举行座谈会，纪念二二八事件。同年9月，民主进步党成立，在其行动纲领第五十一条，便规定了“公布二二八事件真相，并定该日为‘和平日’，以期化除省籍歧见。”台权会和民进党的作为，为日后的二二八平反埋下伏笔。
转折点出现在1987年。为纪念二二八事件40周年，海内外台湾人社团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对二二八受难者作追思礼拜，希望政府和社会大众能正视历史的伤痕，疗伤止痛。“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获得了社会大众的共鸣与支持，越来越多社团加入，二二八受难者家属也终于打破40年的沈默说出心中的痛苦。台湾人也逐渐破除心中的恐惧，走上街头，要求还以公道。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逐渐让步，此后二二八事件不再是最大的禁忌，民间逐渐破除心中的恐惧，纷纷跨出自我设定的禁区。…[详细]
1988年，李登辉说：“老的、过去的事情，没有需要每年都拿出来再唱”
但是，当时台湾社会依然没有完全自由开放，政府仍不愿正视二二八事件。1987年，台湾地区立法委员黄主文昨天向行政院长俞国华质询时，要求政府不应再以驼鸟心态处理“二二八”事件，应尽快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如发现政府有错，应公开道歉，抚恤家属，释放无辜政治犯并让流亡海外的台籍同胞返乡。”俞院长答覆时指出，“二二八事件伤口早已‘愈合’，今天没有必要再来揭开它，增加不幸的回忆。政府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当做敏感问题，从来没有阻止任何人谈这个问题，也从未阻止任何人做学术研究。
次年二月，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在就任仪式上，再次呼吁台湾民众忘掉过去，说：“今天我们人民的政治理念已经达到成熟的地步，对于这个老的、过去的事情，没有需要每年都拿出来再唱，为了进步，眼睛要看前面，不要看后面，大家有这种态度的话，中华民国的发展会更快，这就是政府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国民政党政府对二二事件的看法岁已逐渐松口，但并没有承认错误，只是希望籍时间来消弭此事件带来的影响。
台湾解除戒严后，国民党在李登辉的领导下依然继续执政，国民党自不可能自动检讨过去对人权的侵害，因为承认了错误，就意味着在道德上否定自己的过去，也就影响了当下的民意，动摇了执政根基。而对于李登辉来说，国民党的过去同时也是他的过去，检讨国民党的过去无疑在否定自己。…[详细]
1992年，台湾当局发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补偿受害者的同时主张不再追究加害者
1990年李登辉公开承认，他以前忘掉过去、向前看的呼吁引起朋友对他的批评。如今他找到一个新的方法来面对过去。不过，他还是坚持认为“我们不要把过去的问题一直挖，然后再形成大家不和谐，或是大家不快乐的情况。”他希望“大家应该在快快乐乐之下，从大家的记忆中，把这个问题给过去。”李登辉所找到的新方法是，首先，在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以及“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对政府提出处理的建议。
1992年，《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出炉。虽然当时官方宣传该报告只限于“旨在说明事实之真相，并无判别责任所在的企图，然对于数位关键人物之所作所为，不能不加以检讨。”但是对于事件中关键人物包括陈仪、蒋介石等人，还是报告还是提出了评论和检讨。蒋介石的责任是“军务倥偬，无暇查证，又过度信赖陈仪……不能不说有失察之疵。”而在事后则因为未能接纳民意，惩治失职者，“以致留下长期的社会伤痕，确有考虑未周之处。”报告亦指出：“悲剧发生时亦有当时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存在（如政局动荡战乱不绝，无力支援台湾，复员工作自非短期所能达成，未能普遍为当时台民所了解），亦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虽然报告检讨了当时的领导层，但未对责任人作出实际的追究和追惩。
李登辉的第二项措施，是广建二二八事件纪念碑和“补偿”受害者。从1989到2002年为止，全国总共完成了20座纪念碑。在受害者的补偿方面，1995年成立“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处决或失踪的补偿金是600万元。每一年的监禁补偿50万元，监禁补偿最高不得超过500万元。财产损失的补偿最高200万元，但每一人总共可以获得的补偿不得超过600万元。…[详细]
02反思国民党对“二二八事件”的反思
学者批评国民党对加害者没究责，因为只有受害者才有权选择是否遗忘、宽恕对于国民党在戒严结束后，对待二二八事件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台湾学者吴乃德批评说：“对加害者，我们几乎不闻不问。到底是谁应该为近万(或上万)的人权侵害事件负责？上面的数字包含了多少的鲜血、眼泪、残酷和不仁？到底谁应该负责？……将近20年了，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谁应该为这一万多件侵害人权、凌虐生命的案件负责。……受害者有权利知道真相，知道谁应该为他们的苦难负责。许多人因此认为，也只有受害者有权利决定是否遗忘、宽恕或记忆。”
吴乃德还以南非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处理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奴役黑人的历史问题为例，指出许多时候真相并不能带来和解，受害者并没有因真相大白而释怀；相反的，他们的愤怒被真相重新点燃：“一位因为支持黑人而导致太太和女儿被警察用邮包炸弹谋杀的白人说，他痛恨的一直是‘体制’。可是12年后，透过委员会的证言，他终于知道，是谁杀了他的太太和女儿，他开始痛恨“人”：“我想，有一天我会杀了他。”“真相和解委员会”运作后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南非人认为，委员会让南非人更愤怒、族群关系更恶化。…[详细]
但是坚持追究加害者责任，则无利于真相探寻，亦可能造成冤冤相报
再者，坚持追究加害者的责任，对他们进行起诉和审判，往往会给寻求真相制造很大的难度。南非处理种族隔离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时，成立“真相委员会”以大赦和免于处罚作为“胡萝卜”鼓励加害者坦白罪行。因为没有得到某种形式的赦免之前，人们不太可能将他们参与或知道的罪孽全部泄露出来。而且若追究加害者，则可能威胁当前的和平。正如真相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大主教所言：“我们不得不在正义、责任、稳定、和平、和解等需求方面进行平衡。我们完全能够实现处罚性的正义，但南非将躺在废墟之中”
因此，也有台湾学者担心过于纠缠过去，追究加害者，可能造成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我们不难理解，许多现下的政治与道德争议，都与过去发生的不正义有关。正因为历史上的不正义，往往是今日许多怨怼、冲突与仇恨的来源，所以，为了社会的进步与和解，为了公义的伸张，我们理应有效地面对、处理这些历史包袱。毕竟，一个无法从历史中汲取共同的、进步的教训，而老是纠缠于过去恩怨的社会人群，是不太可能走出更美好未来的。……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最大历史教训是：为了台湾人民共同的民主未来，请别再挑起战争，请别让历史悲剧重演，请别再冤冤相报。”…[详细]
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二二八的历史真相与现实政治之间许多时候并不合拍毫无疑问，为过去寻求正义与和平之间确实存在冲突。但无论如何，忘却或集体性失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正如有学者评论西班牙处理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的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时尖锐指出，“‘宽恕和忘记’有时被描绘成变革的实质，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没有一个西班牙人受到审判，也没有人被判定有罪。既然没有罪犯，也就谈不上宽恕，它只是一种忘却。”和解必须真相的揭示为前提，人为地掩盖历史真相，让大众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与过去说拜拜，算不上真正的和解。
但具体到二二八，虽然台湾当局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反思历程，但历史真相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完全合拍，各种政治势力在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上，往往各取所需，并不关心历史的全貌。其中最典型者，莫如外省人被杀问题在二二八反省层面的失语。事实当然早有定论，如戚嘉林的《台湾史》如此记载：“疯狂殴杀迫害外省人”，“腥风狂袭台北外省人”，“许多外省人横遭凌辱毒殴，惨死异乡台北”，“外省人哀号、求饶、仆地、呻吟、溅血、横尸、断魂”。当年的《新闻天地》也有报道：“他们没有目标的看见外省人就打，结果呢，原先作为对象的高贵大员丝毫无损，而遭殃的却是饿不死吃不饱的小公务员、商人、妇孺。”二二八事件因其肇因复杂而又发展畸变，具有复杂而多义的特性，故每当二二八纪念日来临时，总会有人以转型正义为名举办政治动员意味浓厚的大型活动，而藉此为特定政党或特定政治人物造势，每值此时，“现实”不需要的“史实”，往往遭遇遮蔽。台湾诗人杨渡就曾尖锐指出过这个问题：“今天台湾研究二二八的人，仿佛只有一种声音，却忘记了台湾人也曾是暴动的发动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历史里，本省人外省人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只有一种面向，历史怎么会有真实？和解，应该是一种互相倾听、互相了解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详细]
结语
通观台湾对二二八事件的反省，有两个局限性值得注意：1、事件的真相迄今还不完整；2、历史之真相与现实之政治并不全然合拍。这或许是所有类似的历史创伤在疗治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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