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海军养了20多年鸡，他的老家在临近的正定县。2020年上半年，他饲养的5000只鸡“挣到了钱”，准备扩大规模，正好小果庄有空闲的鸡舍便租了下来。他记得很清楚，去年“阴历十月初八”，1.5万只出生50多天的小鸡到了小果庄的养鸡场，随后就赶上“行情不好”，他不断亏损。
通知他撤离时，村干部说政府会帮忙“代养”，但他觉得“别人养得再好，也不如自己上心”。
村干部强调，这是最后一批，要求全部撤离，上级的政策是，“能走的坐大巴，不能走的坐担架，再不能走的坐120（救护车）”。
12日晚10点，仝海军和妻子坐上了大巴。临行前，他们给鸡的食槽上满水、加满料，给院子里放养的一只小狗留了食物，各拿了一身换洗衣服、手机、充电器，“其他没啥了，全部家业都在养鸡场。”
49岁的范友文是刘家佐村最后一批撤离的，他在村边养鸡。
1月2日晚，他从手机上得知“小果庄有疫情”。在此之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他最直接的影响是，“饲料贵了，这一年都在贴钱养鸡”。
隔了一天，刘家佐也开始封村。村干部的大嗓门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喊到养鸡场：“人员不能乱串，在自己家待着。”后来，“大喇叭”念出一个个名字——通知村民上车前往隔离点。11日，范友文接到村干部的电话，“村里一个人不剩，全部撤离。”
1月12日起，18个中年男人进了村，做起了临时饲养员。他们来自藁城区各个乡镇的动物卫生监督所，平均年龄超过45岁，最大的一位即将退休。赵海江把人员分成3组，每个组负责一个村。
1月22日，刘家佐村，临时饲养员在搬草料喂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陈彦锋是藁城区增村镇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所长，这个岗位是中国农村动物防疫体系的末端，日常工作一般是骑着电动三轮车，拉着装有疫苗的保温箱，走村串户“搞防疫”，“敌人”包括禽流感、非洲猪瘟、口蹄疫、蓝耳病。这一次，“敌人”是新冠病毒。
1月12日早上，49岁的九门乡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范景辉到达小果庄，“街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看不到，这在农村没见过。”小果庄有省道穿过，平时比一般村庄热闹。
3个村里，小果庄是最大的，有18家养殖户，饲养着猪、牛、羊、鸡，还有狐狸，规模都不大，但分散在村子四周。范景辉拿着一张纸，跟着增村镇动物卫生监督所的人走了一天，摸清养殖户的位置，粗略画了一张地图。他们在每家养殖户门前贴上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编制的《畜禽饲养管理明白纸》和《畜禽养殖户消毒明白纸》。
赵海江要求大家入户前必须与户主沟通好，“每天入户前要通话，能视频就视频”。大多数村民家大门上锁，在征得户主同意后，他们“砸了锁才进去”。
“老百姓说，‘家有千万，带毛的不算’。养殖是一个风险特别高的事情。”赵海江说，他们在动物防疫的业务方面没问题，但具体到养殖，并不太熟悉。他们中间，多数是十七八岁出去上学、当兵，没怎么干过农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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