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小清华”霸道查寝背后：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

流水线式的实习

亟待升级的职业教育

龙职院实行的是“2+1”的培养模式，即第三学年学生进入企业顶岗实习。张立记得，大二下学期结束后，各家来招聘的企业先将招聘信息发给辅导员，辅导员再将信息发给学生。当年，供张立所在专业选择的企业有二三十家。他挑选了杭州一家制造新能源汽车散热部件企业。看上去不错，工资也挺高。等到实习，他才发现“上当受骗”了，这就是一个电子厂，他每天的任务是给电磁阀的线圈焊接电路板。

在工厂里，每天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8点结束，中午和晚上各有40分钟吃饭时间，上下午各有10分钟休息，其余时间都要不间断工作。每天他要焊接1500个电路板，平均下来二十多秒完成一个。焊完后，他要自己检查一遍。如果发现产品不合格，就要挑出来，贴上不良品标签，避免产品往下流转。

生产一线的要求都很严格。张立参与的项目有三条生产线，一条生产线十来个人，每条生产线配有一个班组长。每焊接完五六十个电路板，他就要拿给下一环节的同事检查。这一检查环节会更细致，如果发现批量不良品，班组长就会立刻叫停生产线，倒查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先看能否对产品补救，之后会张贴通报批评。第二天晨会，班组长还会严厉地提及此事。如果批量不良品在终端被查出，月底还会扣绩效工资。每个周末都要加班，工作时长和平时一样。

虽然这家企业的实习报酬还可以，算上加班费，张立每个月都能拿到六七千元。但这样的工作还是令他感觉枯燥，学校学的东西也几乎用不到。最开始，他每焊接完一个电路板会检查十几秒，大约一个月后，他已经练就了用耳朵辨别焊接好坏的能力。“如果焊接过程中，声音不是那么平顺，有刺耳的声音，就可能焊坏了。”

张立和汽车配件企业签订的实习合同为一年，实习完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工厂也缺人，怕我们走，但留在那里就是廉价劳动力”。但在按学校的规定实习满半年后，张立和同学们就相继离开了那家企业。

在杜连森代课的那个班级，班上29名学生毕业后在工厂一线工作的只有5个人，占比20％，其余同学加入了餐饮服务、快递外卖、中介、汽车销售等行业。全年级工程类毕业生两三百人，毕业后在工厂工作也大抵是这一比例。

多位龙职院老师说，国家对于高职人才培养的定位是一线的技术工人，像设计、研发等更需要脑力和智识的岗位都需要本科及以上学历。而职业院校学生不愿再从事制造业，也引发着制造业空心化的讨论。

杜连森认为，从长远来看，国家产业链要逐步向高端转移，这样一部分工人就可以从事部分高技能工作岗位，使他们有盼头，能在制造业扎下根来。但即便产业升级，对于中国这样大的国家，短时间内全部过渡到高端制造业也不大可能。未来还会有部分低技能的岗位，国家要有一些保护措施，做好对这部分人群收入的保障。与此同时另一个趋势是，随着机器换人，部分劳动力会从制造业外溢到服务业领域，从长远来看，这一趋势不可避免，致力于制造业的人会越来越少。总的来说，就当下职业教育的现状而言，产业升级也会倒逼职教领域的教育改革。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久负盛名。王晓典去年到德国考察，他发现，与中国的职业教育是由教育部门主导不同，在德国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行业协会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行业协会制定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分发给企业和学校。企业和学校再分别定具体培养计划。学生在培养全周期，每周会有一定时间在学校学习，剩下的时间到企业实习。毕业时，教育部门会组织学生的结业考试，同时学生还要参加行业协会的考试，拿到从业技能的合格证。在人才供给紧张的大背景下，德国中小企业主对实习的学徒都很好，给其丰厚的待遇，会尽心教授其技能，为的是将人才留下来。在德国和日本，还有着工匠精神的传承。在中国，想要焕发起企业培养人才的积极性，应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和震认为，要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质量，除了提高职教的内部质量，还要拓宽、修通一线劳动者职业上升通道。“中国的高技能人才的比例是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这说明很多蓝领工人无法上升到高技能的技术等级，没有被社会认可。”发达国家蓝领、白领工资差距基本上都很小，而国内管理层和一线劳动力比起来，工资相差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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