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万胜：乡村治理振兴的关键在党

乡村振兴的主要思路可以区分为经济振兴、文化振兴和治理振兴，在今天，能够实现经济振兴和文化振兴的只是少数地区的少数乡村，更为普遍的任务是治理的振兴。

治理振兴的核心要义在于提升社会生活的组织性。在社会性伦理秩序的传统中，法治与宗教的精神不足，社会的组织性对于百姓过日子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在传统社会中，只要是太平时代，社会的组织性会自发地形成，而在社会转型剧烈的时代，表面的天下太平之下也是人心散乱的。乡村社会处于整个社会系统的边缘，它的社会失序也就发展得尤为深刻，所以乡村治理振兴实际上也是一个乡村社会建设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关键在党。

所谓乡村治理振兴的关键在党，不仅仅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它还有这样几层内涵：其一，在中国的治理传统中，有意愿和能力在一个社会剧烈转型的时代积极关注乡村社会组织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传统。其二，乡村治理振兴需要适当的地方和基层自主权，这种自主权的制度化是共产党的组织传统的产物。党对社会的组织对于基层自主权来说是一个积极的支撑，而不是一种否定。其三，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组织社会的能力是乡村治理水平的关键变量，但它组织社会的能力有待提升。

1 .组织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乱世之中，通过组织社会赢得了民心，积累了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等组织社会的丰富经验。在当今的太平盛世，社会转型剧烈，乡村社会依然需要有组织，这个责任也还需要共产党来承担。

具体到实际工作中，所谓关键在党，意味着对于“党建引领”机制的注重，这是一种党组织社会的新机制。在革命战争年代，可以说有一种“军事引领”的组织机制，党对社会的组织服务于军事目标。进入建设时期，在国有和集体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政经合一体制下，党通过组织经济生活来组织群众，可以说是一种“经济引领”的组织机制。在这个时代，社会治理为经济建设服务，社会治理通过经济发展和经济组织来实现。那么，在政经合一体制瓦解后，就必须扬弃经济引领，形成一种新的引领，也就是党建引领。在党建引领的时代要求党组织更充分地发挥出政党属性或政治属性，而不是政府属性或经济属性。在某种意义上，党对于社会组织来说是直接走上了前台，而不是过于依赖某种中介机制。这对于共产党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这其中也有一个区域差异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农业乡村地区会有保持政经合一体制的必要，那么，经济引领的意义也会更加重要。

2 .党的领导是地方以及基层自主权的政治基础

今天所谓地方或基层自主权，体现的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一面。在郡县制传统下，地方或基层没有资格申张自主权，只有暗中变通或求得上级恩准的可能，如果过头了就变成以下犯上。在公共政府传统下，谈的是基于民主和法治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根本上是公民个体的权利，以及这种个体权利在一个区域内的共性。在共产党的组织传统中，自主权体现在基层组织自主能动性或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讲到的“积极性”。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权力或权利。正是共产党的组织传统对郡县制传统的改造，形成了党政双重的科层体系，才使得原本在郡县制下的灰色权力变成了可以讨论的基层或地方的自主权。共产党的组织体系确保了这种权力或权利是可收可放的。因此，让基层或地方获得自主权体现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柔性，在全球竞争激烈的时代，这种柔性是一种优势。

人们常常倾向于认为党对社会的组织会压缩地方或基层自主权的空间，这是在和西方公共政府传统中的地方自治制度相比较。如果从中国的治理传统来看，共产党的领导是强化了地方或基层的自主权，而不是相反。这个现象背后是一种“被领导的自主”的可能性。经验告诉我们，被领导和自主是可以统一的。根据吉登斯的理论发现，控制和资源是一对辩证的关系，在控制关系中可以产生资源。实际上，苏南集体经济的发展史也告诉我们，正是因为党对社会的高度组织，才有农业集体经济向工业集体经济的转型。如果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瓦解了，同时一种基于法治的自治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结果是自治和自主都不可得。既然自治不是选项，那么，就应该努力让自主成为可能。

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以竞争式选举为核心的村民自治制度，思考这种制度对于乡村治理来说到底利弊如何，它是否如同有些论者所说的已经构成乡村社会秩序的一大障碍。笔者倾向于认为，乡村社会秩序之所以出现问题，乡村发展的自主权之所以瓦解，并不是因为党的领导过强，而是太弱，不是因为管得太死，而是领导不力。

3. 治理振兴要从基层党组织恢复活力开始

治理振兴必须依靠基层党组织在各个社区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然而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却不足。在经济引领瓦解之后，党建引领的能力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党组织过于依靠政府或自治组织，从经济引领变成了政府引领，而不是党建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党建明显加强，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正风肃纪的任务仍然比较艰巨。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这将有可能使得党开启一次全面的自我革新征程。

基层党组织的活力是在一个多元组织体系中实现的，党组织要成为这个体系的“体”，同时也要积极引导和发展各种的“系”。当前，关键的问题是“体”的自身建设不足。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十九大不仅提出要持之以恒地正风肃纪，还要以“组织力”为重点，要求各级党组织在自己所在的人群中发挥出政治功能。十九大还对党组织的活动方式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的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的问题。

作为一个政党，共产党既是一个政权组织，也是一个社会组织，越是到政权的高层，越体现为一个政权组织，越是到基层就越体现为一个社会组织。对于基层党的建设来说，怎么激活其社会组织属性，是能否提升党组织社会能力的关键。党的十九大高度重视基层组织的微观运行机制，有可能激活党作为社会组织的本性。尤其是关于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创新，将会成为基层党建创新的一个重要领域。过去，党组织活动的吸引力严重不足，甚至开会要拿误工补贴，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党员参加党的活动缺少体验感和获得感。应该研究团体活动的规律和信仰活动的规律，大胆进行活动方式创新，提高基层党组织活动对党员的吸引力，进而提升基层党组织对普通群众的感召力。

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出一个社会组织的能力，关键在于发挥出生活治理的能力。在经济“放”活的背景下，要加强社会治理，就必须更多地关注生活，关注社区，关注生活重心在社区中的人。老人和妇女是各地社区生活中的主力，我们看到农村老人和妇女的组织主要是自发形成的，比如麻将室、广场舞和基督宗教等等。在上海等特大城市的郊区乡村，普遍存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同时，村内老人活动室和群众文体组织得到了有力的组织，这就抓住了乡村多元组织体系的“系”。这个经验，也很值得向全国各地包括乡村地区推广。

总之，应该把治理的振兴当作乡村振兴的重点，通过治理振兴来重建和优化乡村社会秩序，通过党的建设来推动乡村的社会治理或社会建设。乡村治理振兴关键在党，在于中国共产党如何重建对于乡村社会的组织能力，实现党的领导与本土伦理秩序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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