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违背我本意的我决不写

陈寅恪：违背我本意的我决不写

时间:2011-02-17 09:40 作者:贺伟 来源:《世纪风采》2010年第9期

　　原题：《“违背我本意的我决不写”——记国学大师陈寅恪》

　　2003年6月，千古名山庐山增添了一处人文景点———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与夫人唐筼的墓茔，墓茔位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建墓的山现已被命名为“景寅山”。陈寅恪夫妇的合墓既高贵，又十分简朴和庄重。整个墓茔是由12块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漂砾石搭建而成，这些石块已有200万年以上的历史，至今仍坚硬无比。合墓右边长条石上刻着“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没有任何介绍、评价的溢美之辞；左边的扁圆形石上，刻着陈寅恪奉行一生的准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大字由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题写。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多么令人警醒、深思的格言！1929年，陈寅恪在为国学大师王国维所作的纪念碑文中郑重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70多年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被后人郑重地刻在了陈寅恪的墓碑上。

　　然而，真要像陈寅恪那样，一生严格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是多么不容易。陈寅恪做到了，但其中酸甜苦辣，他为此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却令后人在感叹不已后，又不能不为之深思。

　　陈寅恪的特立独行的确与众不同。他12岁就跟大哥陈衡恪去日本留学，到35岁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导师，其间大部分时间在国外读书，却一个学位也没有拿到。1918年，28岁的陈寅恪赴美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学了两年半，他认为该掌握的都已掌握了，马上就动身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东方古文学。老师和同学都劝他等半年拿到学位再走，他说留学是为了学知识，既然已完成了任务，再待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岂能为了学位而浪费生命？1925年，吴宓举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校方还有些犹豫，和入选导师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相比，陈寅恪既没有显赫的声望，又没有震服人心的学位。吴宓说此人可了不得，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校方试着先聘用一段时间，结果不久，校方就为找不到更大的教室而犯愁。每次陈寅恪讲课，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教室一换再换总是满足不了要求，陈寅恪很快就赢得了“教授的教授”的美誉。他随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其学术丰碑的奠基之作及大量水平极高的史学论文，为他赢得了更高的声誉。但他决不为名声所累，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抗日战争胜利后，踌躇满志、自比唐太宗李世民的蒋介石托人以重金请陈寅恪写《李世民传》为他歌功颂德。陈寅恪坚决拒绝，毫不隐瞒地说“我写文章，违背我本意的我决不写。”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几次派专机接陈寅恪及家人去台湾，遭到陈寅恪的严词拒绝。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担任中科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心情舒畅的他撰写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初步建立起自己宏大的史学学术架构，但他奉行的准则仍然没有丝毫改变。1953年底，中国科学院力邀陈寅恪回北京担任中科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中古所）所长。陈寅恪面对北京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全国也在陆续开展）用马列主义改造、武装知识分子头脑的现状，提出回北京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研究所不宗奉马克思主义、不学习政治，研究历史不受政治干扰；二是为了确保能做到这条，请毛泽东、刘少奇各给他写一条同意他这样做的“手令”。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明确写道：“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的纪念碑文中，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既不能发扬真理，也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时我就在瑞士通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是何等的惊世骇俗，陈寅恪的执著、刚毅的确令人惊叹！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全国随即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紧接着又开展了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陈寅恪在中山大学也受到较大冲击。虽然在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的特别关照下，陈寅恪的正常生活未受到大的影响，也顺利过了“反右”关，但他的教学、学术研究却不能不受到影响。1958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1958年6月，中山大学公开开展对陈寅恪的批判，1958年10月，广东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登出万言长文《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竟在大字报中指责和嘲笑陈寅恪是“伪科学”、“假权威”。陈寅恪被深深激怒，向中大提出从此不再开课，不再带研究生。

　　在这般政治运动一波连着一波、一浪赶着一浪的情形下，陈寅恪要按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去研究、撰写、发表、出版史学的鸿篇巨著，已经是不可能了。但他又不能违背自己的准则，他只有选择沉默，近20年的沉默！他最终未能写出已成竹在胸、中国学界寄予极大厚望的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等扛鼎巨著，这使他内心感到极大的痛楚。这是陈寅恪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这是陈寅恪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但不管身处何等境遇，他自始至终坚守了他的原则，他在1964年《赠蒋秉南序》中说得直截了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陈寅恪晚年虽然沉默了多年，但他并没有停止思索、停止探求。他努力克服双眼失明、又跛一足的困难，凭着极大的毅力，在助手的帮助下，完成了极有价值的长篇宏论《论再生缘》和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它们浸透了陈寅恪晚年的全部心血。《再生缘》是清代中期才女陈瑞生所撰写的一部长篇叙事诗，诗中的主角孟丽君敢于挣脱封建礼教束缚、追求女性自由平等独立，纵是触犯皇规也在所不惜。所以尽管《再生缘》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长期以来却备受冷落。柳如是是明朝的一位才女，敢恨敢爱，敢作敢为，不受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束缚，侠肝义胆不让须眉，她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陈寅恪之所以要写高度评价《再生缘》的宏文和巨著《柳如是别传》，正是因为孟丽君、柳如是无所顾忌、活出真我、活出灿烂的的所作所为，符合陈寅恪奉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在陈寅恪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柳如是别传》的后记中写得很明确：“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在咏《再生缘》的诗作中，陈寅恪亦是直抒胸臆：“异代相知泪满巾。”

　　固守信仰、真理，宁折不弯，有时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但固守者的人格魅力、风骨情操，常常会穿越时空隧道，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发出令后人眩目的光芒。

　　在初起的“文革”风暴中，陈寅恪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1969年10月8日，一个凄风苦雨的秋日，79岁的陈寅恪悲怆地离开了人世。几十年与陈寅恪风雨同济的妻子唐筼强忍巨痛，镇静自若、有条不紊地安排好夫君的后事和家中琐事，45天后从容追赶夫君而去。

　　34年后的2003年6月16日，这对“旧时王谢堂前燕”在和风细雨中飞回了庐山。庐山紧临陈寅恪的家乡———江西九江修水县（原名义宁）。1949年，周恩来委派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的至友李一平到广州看望陈寅恪，恳请他不要去台湾和国外，国内定居点由他定，如愿来庐山，可由政府出资将陈家的松门别墅全面整修，后陈寅恪因多方原因未来庐山。

　　而今，他终于来到了庐山。墓茔上的题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黄永玉与陈寅恪夫妇、陈氏家族原无什么瓜葛，出于对陈寅恪、陈氏家族的钦佩和敬仰，他不但题了词，而且为陈寅恪夫妇落葬庐山出了大力，他说能够参与此事，他感到极为自豪和荣光。

　　陈寅恪先生辞世41周年了，历史的蒙尘已渐渐抹去，陈寅恪的学术地位、人格魅力，越来越被后人所推崇。陈寅恪墓已成为庐山著名的人文景观，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振兴中华的今天，当人们肃立在墓前，端详着墓石上陈寅恪的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又会受到怎样的昭示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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