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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民主,香港才有希望

时间:2010-07-13 15:40:39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


颜昌海/


      
    英国BBC近日报道,香港民主党2010年7月8日晚公布了同北京政改谈判过程的报告。这份报告说,“在香港政改的问题上不同中央政府打交道是不可能的”。民主党表示,现在公布这一报告主要是为了向香港民众有个交待。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否认在同北京的谈判中,屈服于北京的压力,在政改方案上同北京达成交易。何俊仁强调在同北京就香港政改问题的谈判中,民主党有让步,但“中央也作出了让步”。同北京并没有所谓“台面下的交易”,也没有任何可隐瞒的地方。
    他还说,这是北京政府首次同一个反对党谈判。

    在泛民主派强烈要求下,民主党与中央政府的谈判逐渐曝光。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特首曾荫权三次向中央政府提出民主党的区议会政改方案,均被拒绝,最后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拍板才获接受。民主党谈判6人小组已经完成谈判报告,当中包括披露一众有职衔的“中间人”。在7月6日晚的网台节目中,6人小组中的张文光接受另一小组成员刘慧卿的访问,披露谈判过程。张文光透露,民主党与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这名“中间人”接触始于2月17日,民主党三次透过梁爱诗,呈交信件予国家主席胡锦涛。6月7日,曾荫权会见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和他,表示已3次将民主党方案送交中央,但都被拒绝,并转而游说该党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张文光形容,曾荫权当日“非常沮丧”。6月17日,曾荫权与公民党余若薇举行辩论,曾荫权大败,同日梁爱诗表态支持民主党方案,之后便开始传出中央已改变初衷,愿开绿灯。

    现时仍未知民主党公布政改谈判过程的报告,有否帮助该党与泛民冰释前嫌,但泛民的社民连就认为报告仍难以令人信服;民主党支持政改方案后,一直指责民主党出卖民主、违背竞选承诺的社民连主席陶君行认为,民主党的谈判过程中,一直没积极争取普选及废除功能组别的要求。以民主党为骨干、由10个团体组成的终极普选联盟,已有两个组织退出,分别是由前立法会议员组成的“关怀香港”和现立法会议员梁耀忠为首的“街坊工友服务处”,理由是没有争取取消功能组别。民主党主席何俊仁表示,要公开的已公开,希望报告可释除外界质疑民主党有“抬底交易”的疑虑。他又表示在谈判过程中,中央与民主党缺乏互信。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成名分析,有成员退出普选联,会削弱其形象和认受性,增加说服市民接受民主党区议会方案的难度。

    自从香港民主党向外公开交待就政改方案与中联办谈判的过程和内容后,到现时在坊间仍讨论不断。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说,民主党与港人争普选的目标——取消功能组别背道而驰。早在80年代,程翔对于与香港政界人士有一个观察:“我在八十年代在北京,亲眼看到一些政治人物,进入大会堂出来后变了个样。”他更就这种现象创作了一个新名词:“人民大会堂综合症”。他惋惜民主党在跟中央直接接触后,也不幸患上“人民大会堂综合症”。

    程翔说,对于民主党的政治道德一直没有怀疑过,但从公布内容中,他质疑民主党在今次决策上的政治智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功能组别议席可能从此保存在立法会。他又说,不怀疑民主党人争取民主的诚意,但对民主党就民众反应所作出的解释感到痛心:“在这件事上,我也看到他们有一点点忘本。”程翔解释,在看到民主党的报告后,发现整个6人小组对民主党遭到市民的狙击是因为市民的反共意识:“为什么我说他忘本?!民主党在过去20年来,是不是凭着市民对于共产党的批判而成长的呢?!”程翔说,中央在过去20年,在香港的政改方面,一再随心所欲地改动香港人对《基本法》的认识以及理解;因此他觉得,香港市民的反共意识很强,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搞得香港市民的反共意识如此强烈。而中央又有没有尝试做一些事情去纠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减少这种反共意识?!

    2010年6月23日,香港政改“改良方案”在立法会通过,这是香港1979年以来首次对香港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各方妥协方案。香港特区行政首长曾荫权对此表示满意,认为是香港政改获通过,“不单是政制‘起锚’,而是香港整体经济及社会的“起锚”。香港从此之后会不一样。”政务司长唐英年则称此为香港的巨大胜利。

    香港社会的普遍反应却谈不上“巨大胜利”,显示香港社会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分歧日渐扩大。香港政治体制为什么要“改”,改的方向在哪里?回答这样的问题,恐怕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有一国两制,以及香港民主的对立面是什么?

    1979年香港主权由英国交返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其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实行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按照北京的解释:“除了外交和军事,其它问题香港人自己决定。”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因应的是港人对中国大陆所实行的政治制度的反感。在这个政治制度框架之下,“一国”是无法改变的政治前提,而“两制”则是缓解上述香港社会对大陆所实行的政治制度普遍反感和不信任的政治安排。

    因此,很多香港人认为,香港民主派和中央政府“沟通妥协”导致政改方案的顺利通过,所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央政府成为香港政治体制改革和其它社会事务发展的最重要角色,港人治港可能变成“京人治港”。

    很显然,无论政改方案各方满意与否,北京介入香港本地事务已经变成既成事实。在日后香港任何本地事务的争拗中,各方似乎都有了更大的和北京“沟通妥协”的动机,而北京通过这种方式得以深深介入香港事务。所以,很多香港人认为,政改方案的顺利通过虽带来香港政制改革的小进步,但却引发了“两制”能否坚持下去的疑问。

    2005年香港政府推出政改方案被立法会否决,这次再次推出新的政改方案,泛民主派再次威胁否决。于是形成一个表面的对立格局,香港政府和建制派政治团体和香港泛民主派针锋相对、各执己见;而北京在过程中的角色变成了调解和妥协的中立者。在香港政治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港府并不代表某个阶层或某个集团,香港特区政府只是北京的代理人而已。这在香港政改的事情上其实也非常明显。香港民主党提出修改方案,在北京介入之前香港政府并不支持,建制派政治团体并且全力反对。而在民主派和中联办沟通妥协之后,港府认为这是一个“巨大胜利”,其立场鲜明,而态度绝不暧昧:即港府就是一个代理人。

    因此有评论认为,从这个角度上观察,民主派哪怕和香港政府达成一个更为糟糕的妥协,也比和北京达成更好的妥协有价值。因为港府和香港泛民派尖锐对立,最后由北京来妥协沟通,成为一个裁判人的角色,由此北京介入香港事务由暗地转为表面化。

    香港政改的方向,基于世界政治和社会发展基础的普世价值。对于公民社会已经非常发达的香港来说,立法、执法、行政三权分立,立法议员由“一人一票”选出,本来是天经地义的选择。目前香港有60名立法会议员,其中30人由一人一票普选产生,另外30人是所谓的“功能团体”议员。功能团体是港英治下的殖民地政治遗迹,其中许多是由公司和行会推选。1979年之前,北京主张保留功能团体议席但扩大投票范围,使原来的公司行会票改为行业内每人一票;不过这种安排,北京在1979年之后取缔。代议政治体制的原则是所有人政治权力平等,用这个标准来看,香港这个世界上著名自由港却有着不公平的政治体制,资本家和政府权力过大,市民政治权力受到压缩,因此才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和要求。

    众所周知,作为殖民地的香港,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府,但它受到英国民主政府的直接管辖;而保障香港的法制环境,是英国民主政府的基本职责。第二次大战之后,香港的经济、文化之所以迅速发展,大大超过了大陆的发展速度,主要是因为香港有良好的法制体系;士、农、工、商各阶层的权利和利益都有法制的保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和财产受法律保护。这些是香港迅速繁荣的基本条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香港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后,建设一个民主的政府就成为保障法制环境所必需的条件,这是包括商人在内的全体香港人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但香港十几年来的情况却是:社会运动后退一步,法制保障就后退一步。商人阶层向大陆权贵靠拢一步,社会现实就向大陆接近一步。整体趋势是渐渐和平转变为中国式的官僚资本主义。发展下去,不但工薪阶层的收入会相对降低,“中产阶级”将不复存在,私人资本也将逐渐被官僚资本所取代;“港人治港”也将变质为“新香港人”治港,和大陆官僚阶层融合为一体。民主党派也将演变为中国的第九、第十个花瓶党。——这,恐怕就是香港社会所担忧的,也正是泛民主派致力要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的主要动因。

    今后香港的命运,主要靠新生的,以年轻人为主的民主派组织来对抗官僚权贵们改造政策。贫富差距加大和法制倒退,将推动工薪阶层更积极地加入到反对派阵营里来;内地官僚资产阶级的激烈内斗,也将迫使部分中产阶级和部分资本家加入到民主派的阵营里来。

    今后,民主派与大陆权贵势力争夺的第一阵地,将是媒体和言论自由。保护和创造自由的媒体,将是香港民主派生存的第一要务。没有了舆论一律的媒体环境,大陆权贵势力的愚民政策将很难奏效。而民主派却可以借此在民众里赢得生存的空间,并发展壮大。双方争夺的第二阵地,将是立法会和政府里的职位。香港和大陆不同,使用非法手段消灭反对派并不容易;利用香港现存的法制环境,争夺立法和行政的参与权,是双方争夺的实质性焦点。

    香港的民主派将主要依靠派别的号召力,而不是凭借个人的声望来动员选民。权贵势力与生俱来地没有这两方面的优势,主要依靠收买和媒体轰炸来赢得优势;贿选和暗箱操作将会越来越严重。如果能争取国际社会的监督,显然对民主派有利。

    这种争夺将会长期存在。否则,不但香港的中下层人民难以生存,私人资本也将难以生存。但是,在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之前,香港单独建成最终民主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整个中国有民主,香港才有希望。

    不过,香港优于内地的法制环境,将始终是中国大陆人民的样板和激励因素,其推动力将逐渐超过国际社会的推动力。所以,大陆的民主派始终始终不遗余力地关注和参与香港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而这,也是推动整个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捷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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