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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淑婧荆学民：自媒体时代的中国政治传播及其治理

时间：2020-11-02 00:42:04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

　　三、现代价值的平衡：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

　　在现代化政治情境下，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传播不仅需要满足工具有效性，还需要满足价值合理性。对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来说，“稳中求进”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首要逻辑。因而，政治秩序是中国政治传播运行的应有之义。这要求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需要在关乎政治秩序的三种现代价值——“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之间，实现对三者的协调和平衡。

　　一方面，现代政治是民主政治，民主在原则、价值和信念层面几乎获得了一致的同意和赞许(51)。另一方面，现代政治还建立在法治之上。不管是经验现实还是理论逻辑，民主与法治都是紧密相关的。“为维护卓有成效的政府，法治和负责制是必不可少的。”(52)此外，现代政治还要求权力的运用从“专断性权力”转变为“基础性权力”。所谓基础性权力，是指“国家能实际穿透市民社会，并依靠后勤支持在其统治的疆域内实施政治决策的能力”；与之相对，专断性权力是指“国家精英所享有的、不必与市民社会团体进行日常的制度化磋商的行动范围”(53)。对于国家来说，“专断性权力”是一种“国家权力”“基础性权力”则是一种“国家能力”(54)。

　　从秩序的角度来看，在价值层面，现代政治秩序要求“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和协调。福山曾指出，现代政治秩序的关键在于将三大组件——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也就是民主)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55)。然而，现代化不会自动带来三者之间的平衡，也即不会自动带来秩序。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贫穷的传统社会和已经现代化的社会都是稳定的，不稳定的恰是那些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因为现代化的不同组件未能以协调的方式向前推进”(56)。

　　对于中国政治秩序和政治现代化，针对“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者之间的平衡，福山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只拥有强大的国家，而没有法治和负责制(也就是民主，即使存在责任，其责任只是道德上的)，因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不是如何集中和部署国家权力，而是如何以法律和民主负责制来予以限制”(57)。还有研究指出，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和强政权，国家能力并不会自然得到提高，强大的政权反过来可能导致国家本身能力的弱化。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强弱观是“强政权-弱国家”(58)，这种观念目前来看仍然具有惯性和实践指引性。政治现代化需要提高的是“国家能力”，而不是“国家权力”。

　　对于中国政治传播来说，政治秩序和政治现代化所面临的上述问题在政治传播层面均有反映。这些问题使得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不仅面临着如何在政治传播中推进“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各个价值的实现，还面临着平衡和协调三者之间关系的困境。

　　首先，在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秩序正在从横向和纵向双向维度加强执政党对政治传播的领导和管理，也在使用新的技术和传播方式增强对自媒体时代带来的冲击和挑战的应对能力，还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战略目标。这些举措无疑都导向增大和增强“国家”这一维度的能力或权力。但同时，如何在实际过程中使政治传播的调整最终导向提高“国家能力”和“基础性权力”，而不是增大国家的“专断性权力”，进而从政治传播方向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这是政治传播现代化需要警惕的陷阱。

　　其次，正如上文所说，自媒体时代，中国已经颁布了各种各样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制度，用于规范政治传播行动者的行为，这是中国政治传播制度化和法制化的体现，也是法治精神的一种体现。然而，制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显然与“法治”这一现代价值有很大区别。因而，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在法治这一价值的实现上仍然有待继续。

　　最后，从“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者之间的协调来看，如果将三者置于天平上，对于中国政治而言，国家一直处于势能高位，法治一端随着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发展正在慢慢升起，民主则处于相对低位，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政治在三者之间的高低关系，对中国政治传播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有着较大的影响和制约。三者相较而言，如何更好地促进民主价值的实现，仍然是政治传播的短板。

　　尽管在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的一些转变，比如传播技术对政治表达的促进、对舆情的关注等，均体现了广义层面的民主价值，但按照西方关于自由民主的定义，学者们往往认为，包括自媒体在内的互联网的作用以及中国的政治改革，本质是一种自由化，而不是民主化。比如，郑永年认为，互联网仅仅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政治自由化”，其“推动了政治开放性、增加了政治透明度和产生了政治责任制”(59)。在亨廷顿看来，自由化没有通过自由的竞争性选举来选择政府领导人，其只是一种局部开放，而自由化可导致也可不导致全面的民主化(60)。也有学者更明确地指出，中国政治传播尽管有自由化的倾向，但中国似乎距离将自由化转变为民主化还有数十年的时间，这一过程的标志是公民社会的成熟、新闻界的蓬勃发展和稳定的政治制度(61)。

　　从中国情境来看，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年轻的现代国家；中国是一个正全面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力图创造自己独特制度与价值的国家(62)。一方面，尽管西方学者的研究无法十分客观地认知和解释中国，然而，民主无疑是中国力图创造自己独特制度与价值时不可忽视的方面。另一方面，民主概念的复杂性及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使得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所基于的民主价值，不能够完全脱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特别是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政治传播及其内涵价值被置于全球比较之中，民主作为现代政治的重要价值，显然相较于国家能力和法治，中国的民主问题在很多层面上更具争议、更难达成共识，处于更加需要解释和推进的阶段。因而，民主是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不容忽视、未来需要有意识予以加强的方面。

　　综上所述，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将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其不仅仅是更新政治传播的技术、方式和方法的问题，在更深层面，其涉及到中国政治传播所基于的价值规范与现代价值体系相互契合的问题。如何通过更好地嵌入和助力中国国家治理，促进政治传播的制度化、技术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而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战略方位相匹配和相协同，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总体来说，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研究这一问题，有利于从政治传播方向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促进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跳板。本文主要从目标、机制和价值三个方面考察了该问题，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增加对这一问题的观照。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1031/c1024-31431617.html，2019-10-31。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www.gov.cn/ducha/2015-06/09/content_2875841.htm，2015-06-09。

　　 ③“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学术界的简称。参见俞可平《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和普遍趋势》，《公共管理评论》2019年第1期。

　　 ④Gunn Enli,“New Media and Politics”,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Vol.41,2017,pp.220-227.

　　 ⑤荆学民、于淑婧：《多元社会的治理体系优化如何实现——互联网时代政治传播的价值与意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3期。

　　 ⑥[英]布莱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第2版)，殷琪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⑦于淑婧：《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前沿与趋势——对2018年相关文献的考察》，《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年第4期。

　　 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1031/c1024-31431617.html，2019-10-31。

　　 ⑨苏颖：《守土与调适：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结构及其变迁》，《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⑩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7463_2.htm，2013-12-31。

　　 (11)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