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

　　既然现在这两个基本矛盾短期内难以根本上改变，那我们现在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制度结构呢？我想做点简单的分析。

　　当一个国家人口不断膨胀，而耕地资源不能同步增加的时候，当然人们就自然会去开荒了，包括对于水、湿地资源的破坏，围湖造田、围海造田等等，也包括对草原的破坏，对山区的资源破坏等等，都是在耕地资源有限、又不能对外获得资源的条件之下，对内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亦即，只能是走内部资源掠夺这样一种路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又要让这个社会稳定，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几千年的孔孟之道，叫做不患贫穷而患不均的公平原则。从对中国近100年革命历史的发展来看，无外乎是要体现这个原则。

　　近年来我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劝告人们，不要轻言农地私有化制度。并一再解释说，20世纪上半叶我们有三次国内革命征战，又叫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战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平均地权，旧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号召老百姓起来就用这个口号，毛泽东号召老百姓起来还是这个口号。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几千万中国人死亡，这么大的代价，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结果----平均地权。

　　当代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土地革命。如果不信，请看20世纪后半叶的50年，无论是党的第一代的领导核心毛泽东，第二代领导的核心邓小平，还是第三代领导的核心江泽民，稳定中国社会所做的一件大事，都是以改革的名义来再次实行平均地权。毛泽东的土改，邓小平的大包干，江泽民则是搞“延包”30年不变等。都是以向农民这个人口的最大多数承诺平均地权。

　　可见，这个制度带来的最大的制度收益是什么？就是国家稳定。

　　我国现在的城乡差别几乎是世界之最，但是却不像其他远比我们资源条件好得多的国家那样有动乱、暴动等等。没有出现暴乱的前提，在于我们没有去动农民的地权。否则，必有大麻烦。而今天，对国家稳定存在的最大威胁，是这些年被制造出来的三千万到四千万失地农民或无地农民。

　　在我们鼓励加快城市化的时候，虽然看到一亿四千多万农民已经进了城，但多数人却在“顾左右而言他”。一旦遇到经济危机，这些人是最没有社会保障的，最易于发生暴动的，最易于出大麻烦的。如果这些人在农村，有小块土地，无论怎么折腾，只要不夺他的土地，他的生活基本稳定，在农村至少不会闹事。这就是一种制度约束，而主要不是伦理的、感情的约束。

　　农村所以能在贫富差别这么大，城乡差别这么大，对他的剥夺这么明显的情况下，仍然不反抗，条件就是政府向农民一再地兑现了平均地权的政治承诺。

　　这些年我去印度、巴西、墨西哥、泰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做过调查研究，这些发展中国家都比我们资源条件好，但这些国家几乎都有农民革命和暴动，为什么唯独中国没有农民闹事导致动乱，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平均了地权，于是我们得到了这个最大的制度收益—－社会稳定。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的原因，外资进入中国评估政治风险系数时，知道中国的政治风险系数远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要低得多。当然一方面原因是我们这种单一体制的交易成本低；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的平均地权的结果，长期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发生。

　　如果认同我们的制度得到的制度收益主要就是稳定，那么依此类推，由于这个制度，使得我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流动打工者，他们并不成为城市的定居者，并不像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城市里面形成大型的贫民窟，这是中国另外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按说一亿多农民进城，在哪个发展中国家都会形成大型贫民窟，唯独中国没有，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于他家里有块土地。并且，流动打工者是自己承担来回流动的成本，这个不合理的负担增加在他们的头上，极大地降低了输入地区政府和企业的负担，这也表现为资本收益的增加。

　　实际上，中国没有大型贫民窟必然发生的黑社会控制和黄赌毒泛滥，也就没有理由形成军事政变的借口，由军事政权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

　　拉美工业化最大的问题，是此过程中间造成农村中大地主夺地，大量农民破产，流入城市变成贫民窟人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大城市贫民窟的大量犯罪问题无法完全由政府解决，于是乎形成黑社会控制，那就必然是黄赌毒泛滥。而一般文官政权解决不了黑社会的问题，只好请军人出面解决。军人解决了，就发生了维持文官政权的交易成本。这可能是拉美制度变迁表现出的一个规律。不仅拉美，像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这样的城市，都有300万人口的大型的贫民窟，投资人难以进去，因为沿着公路、铁路、河道，全都有大型的贫民窟。在城市投资建工厂必然用地，这势必与贫民窟争地，甚至出现谁在那里建工厂，就把谁杀了的情况。这样，投资者怎能不考虑社会政治环境？

　　但是，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唯独中国没这些情况。当然也有个别的郊区群落，比如北京的河南村、浙江村，但毕竟是小型的。在中国几乎看不到大型贫民窟现象，90年代上中期发生了一些反抗，很多是靠军警出动（近年来已经不再如此）；所以投资人似乎觉得这是一片乐土，就像早年说：上海的黄埔滩是洋人投资者的乐园，到90年代可能整个中国都是。总之，全球的资本所有者乐于到中国来投资，每年这么大的外资增加幅度，在于我们的制度条件与任何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有对资本而言的优势。这也许可以纳入比较优势分析――制度的比较优势。

　　接着要问，那么制度成本是什么呢？

　　这个制度成本就是：一般土地密集型的农业绝对没有规模效益可言，这就是农业经济科学家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难题。

　　从农业经济学得以成立的内在科学逻辑看，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只有靠不断增大土地规模，才能以增大的绝对地租来支付技术投入和资本投入追加的成本。因此必然内生出一种机制，就是大农场的不断扩张。在没有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大农场可以扩大到两三千公顷。80年代我们在讨论中曾经把这个现象归纳为 “简单生产力的外延扩张”，那是很传统的。其实，这就跟重化工，军重工业必然形成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的道理是一样的；商品化大农业的内在机制造成的追求就是土地的扩张，否则没法支付技术和资本的投入造成的新增成本，而这又是恶性循环的。例如，巴西的资源条件比我们好数百倍，但是伴随工业化，大农场的出现，造成了大量的无地农民。因此，巴西有在世界范围最有影响力的无地农民运动，也有大量的贫民窟；而且，虽然巴西的资源比中国好几百倍，但是有饥饿。而在我们国家有限的耕地上养活13亿人口，基本上消除了饥饿。也许能够说明，我们的这种制度收益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所以，奉劝各位，不要轻易变动这个制度，因为它的制度收益关系到每个人的安全。

　　据此可以推理的是，如果我们的制度成本是农业不可能有规模收益，那么农业也许就不能成为独立的农业产业，这似乎也是在国情矛盾制约下必然的。所以，我说在中国农民问题是第一位的，农村政策是中共中央要高度关注的，农业问题却是派生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均占有土地的制度不可能变，这个是农村最基本的制度。农村劳动力现在有大约5个亿，乡镇企业打工一个多亿，外出流动打工1个亿，即使不扣除二者重复计算的，少说也还有3个亿劳动力，而按现在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只有1个亿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就够了，那就有2个亿的劳动力处于失业；或者是另外的、更实际的结局是：连带其他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就业不充分。

　　那么，接下来的逻辑是清楚的：如果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不可能减少，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于是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也必然少于社会平均水平；随之，追求不低于社会平均收益的金融资本当然会流出农业。这些恰恰是近年来已经被大家公认的情况。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没有资金这个起组织作用的龙头要素，那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怎么在边际效益下降的时候自发让其他要素来起替代作用呢？这是现在有关农业的经济科学理论必须回答的最现实的问题。如果回答不了，那也许表明这种理论具有的非科学特征。

　　第三个问题是农村金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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