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贵：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

　　内容提要：“三农”问题目前是制约我国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分析“三农”问题的成因及解决的思路。本文认为“三农”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于城乡利益集团力量的悬殊，剖析了农民政治意识淡漠的历史原因瘃现实原因。指出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先解决农民的组织化问题，增强他们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能力和利益表达能力。

　　关键词：三农问题/弱势群体/城市二元结构

　　近年来，三农问题日趋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显著扩大，为过去50年来所未有。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增长结果基本是工业现代化而非农村工业化，是城市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城市化。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广大农民却没有平等地分享这“共同事业”的成果。这种情形，不仅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而且也导致了严重的效率损失。

　　为什么三农问题会陷入今日之困境呢？这倒不是因为政府置农民于不顾，漠视农民之穷困。我以为，深层的原因就在于城乡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在于城乡居民作为社会系统的两类行动者，对资源的控制、结构位置、行动的能力和可能性，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和能力反差，这些差异又通过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对权力资源的积聚和政策安排的损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社会博弈中，农民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始终是弱势集团，缺乏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强度，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都不能形成积极的参与和有效的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的反抗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是使得有关政策安排不能保证他们作为“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1998），反而是不断地损害和剥夺他们的利益，使得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强化—它已不是传统工业化战略下形成的二元结构的余韵遗绪，而是呈现出路径依赖上的积重难返和持续强化之势。这样地日积月累，终于导致了今日的三农困境。

　　一、中国农民‘弱势群体

　　自从三农问题日趋突出并成为公众话题以来，（农民是）弱势群体这样一个关键性术语，便流行开来。然而，至今还很少见到有关于此的完整论证。我以为，中国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表现和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和观察。一则是农民自身的局限性，这要从历史传统及农民职业特点等多方面加以理解；二则我国的国家权力构架下，国家完全主导社会，农民的政治活动空间和组织行动能力被压抑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这样就使得先天不足的中国农民变得更加缺乏社会活动能力，不能对国家政策形成有效的压力。

　　（一）农民自身的局限性

　　1、农民的保守倾向。从文化批判和现代性构建角度看，农民总被视为落后和消极的力量。然而，我们还应看到农民所特有的勤劳质朴。但是，在我们赞扬农民勤劳质朴的同时，不能否认农民愚昧和保守的一面，这并没有脱离了事实，而且不能不说，即使到了今天，农民身上落后的一面，也还是很容易观察到。而这一点恐怕需要从农民的职业特点和历史传统加以考究。

　　很显然，在传统农业中，成为一个良农或种田能手固然是不容易的，但似乎也难以找到不会种田的农民。生产本身的技术特征和环境决定了这一点。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推论，传统农业是一种以习惯为契机的“周而复始的经济（the circular flow ）”。其本质是，没有不确定性，农民事先就知道他的行为的结果，无须学会高深的统计和预测，日复一日，不变的经济机制可以教会他们所需的投入和产出量。周而复始，终会把行为转化为习惯，这是理性为自然立法的过程。农民在传统的模子里塑造出来，已习惯于缓慢的常规的运行机制，他们不需要创新，创新可被视作富人的奢侈品，技术进步的“水珠”几乎不会在乡村的画布上留下扩散的痕迹。而且，也不能高估传统农民的决策自由和决策权力，它们都是表面的而非真实的，因为农民尽管在原则上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掌握经营方向以及资源流向和组合方式的，但是，传统的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使他们几乎没有选择。这样便由此形成了希克斯（1969）所说的习俗经济。

　　农民在传统社会的模子里塑造出来，已习惯于缓慢的、常规的运行机制。及至今天，科技进步和现代要素的投入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的质态水平，市场的逻辑和力量越来越主宰着农民的命运，不断地改变着农业的结构、功能和属性，乡村工业的兴起、农工商一体化的发展和农民的流动则把农民从孤立的田野劳动中解放出来，带入了开放的产业体系和社会交往之中，同时一些人们所熟悉的乡村事物也已从视野中消褪5代之而来的是新的村庄构架和生活方式。但是，不到30年时间所带来的变化相对3000年的历史传统，毕竟根底太浅，我们所看到的变化更多的是经济活动的外在变化，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文化行为上的变化，还不可能是本质上的脱胎换骨，其保守倾向也不可能完全改变，而仍然是他们相对于其他职业者所特有的劣势。

　　2、农民是政治意识淡漠的群体。从政治角度看，农民基本上认识不到自己对政治体系和政府决策过程可能施加的影响或是应该承担的义务。

　　这些缺少文化、在社会阶层结构最底层的农民，倒是可能积极参与村庄一级的决策，并在农村社区内形成平民事务，参与社区的自我运行。可以说，农民在生活和人生中（态度、信仰和价值）只关心非政治性事务，而且对自己与国家政治过程的关系很少认识，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冷漠感。这种对政治事务和政治变革可能性的冷淡和敬而远之的态度形成了农民的保守主义的基础。

　　从我国的农民看，他们曾经是长期的封建集权统治的基础，尽管有时他们也要起事，要揭竿而起，但那不过是冷兵器时代在没有活路的情况下的极端行为，常态的情况下，他们是政治的莫名其妙的观众和国家权力的俯首帖耳的受众，表现出的是低调的集体意识和政治意识。即使到了今天，这种历史铸造的政治淡漠意识，对权力的驯服和膜拜，在中国农民中间，仍然是普遍存在的，成为一种显著的文化形态，并从根源性质上制约着他们的利益表达和对政治生活的参与。

　　3、农民是容易异化的群体。在农民的利益表达中，为数很少的代表得到了机会，到城里参加会议。这些代表通常并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农民中的佼佼者，他们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因此而获得代表的资格和证书。但是，荣誉的光环也正是他们精神活动的枷锁，他们离开村庄去参加代表大会，在全国性会议的各色人等中，显得很不起眼。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土气十足的农民，就会模仿别人的行为方式，乡村的实际问题就会被抛在一边，或者只是轻描淡写，无关痛处，因而也就不再是农业生产者的忠实代言人，不能把农民中最迫切通常也是最尖锐敏感的问题反映出来。这些原本优秀的小农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就很可能卷入文化的冲突和权力的纷争中，而不断发生异化，从而慢慢地脱离了“自己的基础”。返回村庄后，他开始按城市的规则而不再是按周围存在的问题来看待事物，他既在城市里局促不安，也不再属于村庄了。这种尴尬状态，使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大打折扣。

　　还有一种与农民有关的异化，就是农民子弟的异化。一些农家出身的人士，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业绩，甚至还成了社会名人，但同时也变得虚伪做作起来，计较个人言行的得失，尽管他们思想深处乡村的小溪还在哗哗流淌，但他们在外在行为上却试图抹掉农村的印记，自然也就不会为农民的利益鼓呼，而是把乡村的根本和农民的疾苦抛在了一边。他们本来应该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但由于发生了异化，也就再也靠不住了。

　　4、农民人数庞大，反而影响了他们的集体行动。按照集体行动理论，较大的有共同利益的阶层在自愿结成团体和形成共同利益的代表方面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一是团体越大，个人在团体取得的成果中所得份额越小，也越是难于对个人的努力进行适当的奖励；二是因为团体越大，结成团体的组织成本也就越高。因此，在较大的团体中，由于缺乏决策的内聚力，很难指望有真正的一致行动。相比之下，较小的团体在代表共同利益方面要有利得多，更可能取得合作的成果。因研究集体行动而声名显赫的奥尔森（1965）就曾明确指出，成功的利益集团通常是较小的利益集团。另一位著名人物奥斯特洛姆（1985）也指出，在小规模组织内，所有成员都很容易监督每个人的行动，比大规模组织更容易阻止不合意的行为，并且保持集团的内聚力。伦斯基（1984）“农场组织随着农民人数的降低而变得更强。”在世针对美国的农场组织谈到，因此，界各国，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所占比重显著下降，并不意味着政府农业政策不力和农民活动能力的低下，反之同样，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所占比重高的后进国家，也不等于农业政策积极和农民的政治要求活跃。这或许说明一个问题，在利益集团的行动中，人多未必力量就大。中国农民数量庞大，但由于有这种集体行动机制的制约，反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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