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中国农民的不平等起源

　　资本主义在中国城市死灰复燃，如今已如日中天。市场经济在这里大行其道，社会财富在剧烈地增值膨胀。人的解放即是社会的解放。人类社会财富并不体现在印钞机的功率上，最终只体现在土地的价值上。土地是人类(其实也包括世间万物)所有财富的本源。土地是永远的、唯一的硬通货。只有土地才值得人类为之奋斗。

　　当中国实行公私合营的改造和“党的农村60条”组成人民公社时，土地的所有权并非国有和完全公有制。毛万岁认为，集体的土地并非是一种国有的土地公有制，农村集体有权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作出所有权处置的决定。国家也不应实行土地的国有化。但82年宪法的修改让所有的土地变成了公有制，连集体的土地也在各种法律与制度的约束下，变成了农民集体说了不算的一种变相的国家公有制。

　　当土地被国家用公有制的方式垄断之后，暴利就随着垄断而产生了。1979年的三资企业法让土地可以租赁和有偿使用了，1991年的55号令让土地可以有偿的出让了，1995年的《房地产管理法》让开发商只能在出让的土地上进行建设和盈利，2002年的“土地招拍挂制度”让土地成为了政府垄断供给的商品，土地的收入也成了地方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暴利不但让地方政府的财力发生了变化，也支撑着地方政府官员升官的乌纱梦。

　　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前30年通过从农村掠夺是进行第一次原始积累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城市第二次通过对贫穷农民更彻底的抢劫，从而获得源源不断、充满血腥的财富扩大再生产。几乎中国每一个城市都通过规模不同、成本几乎为零、非正义的“圈地运动”，聚敛了不可思议的非法暴利。

　　无数原住农民在中国这次城市化浪潮中，被无情地从自己的土地上暴力驱逐，家园被暴力摧毁。2010年冬至，中国村长钱云会惨死在巨大的车轮之下，举国震惊。这何尝不是一个悲情的隐喻。此前政府征用寨桥村146公顷农地，未支付补偿款。民选村长钱云会为此带领村民踏上了上访的不归路。其间先后3次被关入政府监狱，但所有的迫害被没有使他屈服。面对难以信任的共和国，中国农民求告无门欲哭无泪，这种悲情是如何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民国时期，黄炎培告诫子女：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政府，但政府却对不起农民。文革时期，被关到牛棚的黄万里告诫子女：现在城里人都不工作，都是靠农民养着城里人。中国农民在30多年的被禁锢和被压榨后，已经彻底被割断了联结土地的脐带。被劫掠一空的农民已经沦为新时代的阿Q，通过赵本山们巧言令色地浅薄出卖，为和谐社会带来肉麻不经的餐桌噱头。中国农民又一次被政治集体割喉，似乎再也发不出自己生命的声音。在父辈留下来的土地上，他们默默啃着馒头，为资本家和新权贵建设金碧辉煌的和谐盛世。

　　数千年的农本中国，经历了短短几十年，农民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个耻辱。《刘老根》等农村题材电视剧所呈现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妙趣横生、乐不可支的喜剧世界。在主旋律这里，中国农民是愚昧无知的，可笑的；农民的简单直爽也可笑;农民的狡黠计算更可笑。从《创业史》到《刘老根》，经过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民从悲剧变成喜剧。古希腊哲人认为，悲剧和喜剧都是对人的摹仿，喜剧摹仿的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较差”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恶”，而是一种“丑”的形式。农民从载舟之水沦为这个帝国日益边缘化的小丑。赵本山、范伟、高秀敏、潘长江等来自草根底层的“小丑”，偶尔又会呈现瞬间的苦涩和苍凉，让人们在那一时刻五味杂陈，洞彻人生。

　　地主的儿子成了卑微的“雇农”，因为他的土地被“偷”走了。没有了土地的地主不叫地主，没有了土地的农民还叫农民(农民工)。农民失去土地，如同一个男人失去了命根子，他从此只会萎缩、卑微、贫穷、胆小、无力、丧失信心，一片宅心也将沦为他人的笑柄。

　　农民可能还住在埋葬着祖先的土地上，却要被迫背井离乡。祖先的土地被连抢带骗去了，他的房子也没人承认是他的，法律不承认，国家不承认。国家在国家的土地上盖房子可以卖，而且卖出天价来；农民在自己(集体)的土地上盖房却不可以卖，哪怕卖得很厚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资本主义和权贵主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纵横捭阖，旋转着珠联璧合的双人舞，“无产”的农民或人仰马翻，或四散奔逃。正义和法律对他们总是那么昏聩吝啬高不可攀。当杜润生先生呼吁恢复农民的国民(公民)资格时，当中国民选村长钱云会在2010年圣诞节惨死于权力的车轮下时，你不得不承认，失去土地和权利的中国农民正被日渐边缘化，沉沦为共和国的最无力的农奴和最不幸的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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