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啸虎：一位情牵“三农”、心忧苍生的农村改革先驱者的心声

　　去年12月初，在安徽省滁州市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见到了安徽省老省长王郁昭先生。他87岁了，腿脚已不方便，但仍坚持坐着轮椅出席了会议。这是我第一次与王先生见面。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从广州调回合肥工作时，他是滁县地委书记，后来又是安徽省省长，而我则在科研单位工作，职级也不够，所以无缘认识他。但他的大名于我则是如雷贯耳。因为他不仅曾是位高权重的省长，而且还是推动当时中国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制改革为数不多的直接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标识——大包干到户的发源地就在滁州市的凤阳县小岗村，也知道小岗村农民们当初冒着受批判蹲班房的风险偷偷尝试包产到户的故事。但是，是谁后来肯定了小岗村的大包干并将其作为农民脱贫致富的好经验在凤阳县和整个滁县地区推广，以至于最终影响并推动了安徽省和全中国农村改革的？知之者可能就不多了。其实，历史已告诉我们，那个不顾政治压力肯定凤阳县小岗村做法并率先在滁县地区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人就是王郁昭先生。当时，他是安徽省滁州市的前身--中共滁县地区党委书记。也就是说，最终风靡全国让亿万农民摆脱绝对贫困的第一步--包产到户（即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才最终得以在滁县地区直至安徽全省推行并完善的。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干部，也是一位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老人。

　　现在也许有人会说，大包干只是赋予农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很平常呀。最近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是提出要扩大农民的承包土地权能，还要赋予农民对包括集体土地在内的所有集体资产的完整产权了吗？现在看来，仅仅将一个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还农民确实很寻常。但在当时，仅仅是返还农民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包产到户却要担负极大政治风险的。王郁昭先生的自传就详尽地记述了这一伟大的甚至有点惊心动魄的土地改革过程。

　　1978年，经过二十多年的折腾，当时的农村已破败如斯，广大农民深陷贫穷困苦之中。滁县地区那年正逢百年不遇的大旱，很多地方几乎绝收，农民生活更加艰难。在以万里先生为代表的安徽省委领导和支持下，王郁昭先生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决定在滁县地区开始推行联产计酬包产到组，甚至到户（此时以小岗村为代表的一些生产队则暗地里开始搞包产到户，也叫大包干）责任制，以解农民之忧。但这种做法遭到了当时党内保守势力--“两个凡是派”的极力反对和打压。

　　1979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安徽省滁县地区的联产计酬包干到组责任制（大包干到组）做法在会上几乎遭到了一致的围攻。会议还没有结束，《人民日报》竟然在头版头条以群众来信加编者按方式，对滁县地区大包干做法进行了严肃批判。这个编者按说，“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变更是“不得人心的，”会“搞乱干部群众思想，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为此，《人民日报》编者按强烈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人民日报》对大包干的这一强力打压举措代表了党内高层反对农村改革的势力，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王郁昭先生感受到了这一打压的巨大压力。这时，以万里先生为首的安徽省委及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万里先生还立即赶往滁县地区各县。他一路上做工作，反复对干部社员讲:“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在万里先生的支持下，王郁昭先生顶住压力，继续坚持在辖区内推广包产到组以及更进一步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因为实行了大包干的滁县农村农民开始摆脱贫困的事实表明，大包干是正确的。

　　安徽省委采取的紧急措施，消除了部分干部群众的担忧，但仍有一部分地县还是在人民日报的威吓下，从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后退了，返回到原先大呼隆的集体生产上去了。历史表明，当年凡是后退的地县，无一不遭受了大面积减产。与之相对照，坚持推行大包干的滁县地区各个县的农业则全都是大丰收。

　　那年9月，王郁昭先生在滁县地区召开了地区、县和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主要议题就是继续推行大包干到组责任制并总结和保护已经逐渐铺开的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小岗村包产到户做法的影响就是经这次会议总结后逐步扩大的。王先生还亲自起草了一个通知，以地委名义下发。这个通知第一次在全国提出“建立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并指出，“实行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无论从所有制形式到分配手段，都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一提法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其实，当时文革甫过，极左思潮大有市场。即便中央内部在安徽省滁县地区的大包干问题上也是持不同意见的，也就是说，党内高层反对大包干的人为数不少，势力很大。中央在这一问题上认识还不统一，有些人对此还是持怀疑、谨慎，甚至批判态度的。比如，“1978年底，作为改革开放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有关农村改革的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还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第一个文件在第二年9月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后公布实行。第二个文件由于考虑到人民公社制度可能需要改变，没有提交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和公布）。 因此，1979年9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也仍然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摘引自拙作《农村改革的反思》一书第1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

　　这个中央四中全会《决定》是1979年9月底形成并发布的，而这时正是王郁昭先生在万里先生鼓励下在滁县地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极力推行包干到组责任制并暗中保护和推广更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包产到户责任制之际。这与中央不许搞包产到户的文件精神显然不相符合。直到1980年初，国家农委召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仍然对安徽省的大包干和包产到户做法进行围攻。会上大多数出席者指责大包干是搞资本主义，是丢失社会主义阵地。还攻击说大包干反对《宪法》规定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原则，因此也是违背宪法的。会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有的中央领导对此持明确的反对意见，而邓小平先生当时对于大包干做法既没有否定但也没有肯定。他说：对于大包干这样大的问题，之前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邓的谨慎表态表明，当时中央高层对于大包干的认识还不统一，也不明朗。改革还须一个力量积累过程。（不过，据邓小平女儿毛毛--邓榕回忆说:“1979年7月，我父亲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了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万里心里有了底。”摘自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尽管如此，王郁昭先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他在这个自传中并没有多谈自己当时内心的思想斗争。他对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党内政治斗争历史以及自己在其中所发挥的关键性历史作用也没有多说，而只是引用一大堆历史资料并对过程加以如实但很平淡的描述。由此可见，作为积极推行大包干政策的地方主官，无论是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先生还是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先生，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人的心理上都承担了多么沉重的压力啊。

　　不过，压力归压力，为了农民的利益，大包干和包产到户还是得干。不仅如此，王郁昭先生还想让实践早已证明效益更高且更受农民欢迎的包产到户合法化。1980年新年伊始，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王郁昭先生在会议上作了《顺应民心 积极引导》的长篇讲话，主要是说我党应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切实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要把包产到户等惠农政策坚持下去。在这个讲话的最后，王先生脱开讲稿郑重地说，

　　“实践证明，大包干到户责任制就是让农民穿上了'合脚鞋'，因而中国的农民才能跨大步。”我“要求给大包干到户报个户口，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会上，王先生的讲话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赞成，但也有不少人表示反对，说其是“顺应资本主义潮流”。那次会议开了整整8天。会议结束时，万里先生做了大会总结。他在总结报告最后也脱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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