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啸虎：一位情牵“三农”、心忧苍生的农村改革先驱者的心声

　　“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搞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不是我们提倡，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已经认可了，那就只能同意，批准！……使农民富起来。”

　　这就是当年农村改革中那个著名的给包产到户上户口的故事。给包产到户报户口的是王郁昭先生，批准其上户口的则是万里先生。大包干到户虽然上了户口，但那时还是地方户口，只能暂时在安徽省范围内通行。而且，在万里先生那年2月调离安徽后，围绕滁县地区包产到户的争论即便在安徽省内也开始变得激烈起来。王郁昭先生的压力变得更大了。

　　十一届四中全会作出的有关批判大包干、反对分田到户和包产到户的《决定》颁行后，安徽省委高层之间也产生了极大的分歧。1980年2月万里先生被调离安徽到中央工作（4月份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分管农业），中央的《农村工作通讯》就接连发表两篇来头不小、负面影响很大的对包产到户进行猛烈抨击的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和《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来迎接他到北京上任。而在安徽，一场“倒春寒”也正在袭来。

　　省委继任领导刚到安徽也即刻召开会议，引用列宁批判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时讲过的话，给滁县地区正在推广的包产到户扣上了“机会主义”、“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大帽子，并且公开警告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的方向，县以上领导头脑要清醒。”那年4月，安徽省委在芜湖召开会议，那位省委主要领导在会议上又重申上述观点，最后甚至还激动地站起来边走边说道，“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领导的集体化道路，搞单干，搞资本主义，我们要维护毛主席的旗帜。”最后这位领导在表扬了两个拒绝搞包产到户的县市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竟然用威胁口吻气势汹汹地说，“现在，文风不正。有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强词夺理，硬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帐！”

　　这种出自王郁昭先生上司--当时安徽省委最高领导人之口的充满秋后算账口吻的话给包括王郁昭先生在内的所有在省里着力推行大包干的人以极大的政治压力。但王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推行的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决心。他在压力中坚持着。正在这时，邓小平先生开始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包产到户责任制了。那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先生的讲话很快就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内部谈话稿的方式下发到一定范围征求各地意见。王郁昭先生拿到讲话后信心倍增：邓小平明确赞扬了凤阳，也就是肯定了我们做得对。我们没有错！邓小平讲话还让改革者们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喘了口气。此时，王郁昭先生立即抓紧时间抽调了地委100多名干部对全地区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细致而详尽的调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掌握一手材料。这为后来向省委汇报时据理力争而提供了大量支持包产到户政策的具有说服力的而且是难以辩驳的数据和事例。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党内围绕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斗争也还没有结束。1980年8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和讨论包产到户问题。由于省委主要领导的倾向性意见，这次会议竟然一边倒地对大包干进行了批判。这时，王郁昭先生发言了。他先介绍了他们滁县地委对农民搞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调查情况，列举了很多翔实可靠的调查数据加以佐证，然后说，事实证明：“增产最多的是包产到户，其次是包产到组，再其次是增产不多或平产、减产的是没有实行联产承包、仍然坚持原来的管理方式的生产队。我的结论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此时，王先生的话引起了那位省委主要领导的强烈不满。他坐在主席台上气冲冲地插话，质问说，“难道集体生产就不如单干吗？集体化就不灵了吗？”接着他又大声说，“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了几十年白干了吗？”

　　这时，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这种场景在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场合是从未有过的。省委一把手在会议上公开呵斥一位地委书记，这是一种十分严重的要惩处干部的态度。从中共历史上看，被公开呵斥和批判的下级干部鲜有不在会后就被撤职罢官的。这时，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站在那里发言的王郁昭先生。作为一个锐意改革者，一位山东汉子，王郁昭先生没有退缩，也没有沉默，他挺直了身体，也同样大声地回答说，

　　“干活'大呼隆'的集体就是不如包产到户！”

　　真是一个活脱脱的现代版强项令！不知为何，也许是感到惊讶，也许是给王先生的无惧、倔强和正气凌然所感染，那位省委主要领导虽觉愤怒，却也没再吭气（两年后，这位主要领导人在离任时专程去滁县凤阳县农村看了实行包产到户后所发生的变化认识到自己错了，并对自己以前反对包产到户的做法表示了反省。这也是一种胸襟--作者注）。此时的王郁昭先生顾不上去想会后会不会被免职，只觉得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宣泄出来的一个好机会，应该让各位同仁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于是他没有打住，而是很动感情地继续说下去，

　　“我们滁县地区'双包到户'的面已经这么大了，而且还在急剧发展，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实践证明是能增产的。希望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继续完善提高。如果上级领导不同意这么做，那就请上级领导公开下命令进行纠正。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下级，服从就是了。不要像现在这样，今天这里批，明天那里批，施加压力，搞得大家心情不舒畅，整天提心吊胆。我已经准备被撤职，但我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对得起广大人民群众！”

　　王郁昭先生的这番令人荡气回肠的话说完，很长一段时间场上寂静无声，没有嘘声，也没有掌声。后来还是当时安徽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先生解了围。他建议会议学习中央刚刚下发的前文所说的邓小平同志5月底肯定安徽农村改革的那个重要讲话。结果由省委秘书长将那篇讲话读完了事而散会。

　　万幸的是，会后王郁昭先生没有被罢官。他此时也顾不得这些宦途官运等个人得失了，他心中所想的就是抓紧时间在自己的辖区内继续推行包产到户政策，以惠及更多的农民。王先生在自传中说，“滁县地区的农村改革虽然遭到省内外的围堵和高压，但地委的班子、各县县委书记，团结一致，坚守阵地，一切从实际出发，顺应民心，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积极地、稳步地继续推进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就是敢于改革、一心为农的王郁昭先生。

　　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滁县地区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由1980年2月占生产队总数的33.2%，增加到11月份的76.4%，到第二年春又增加到92.9%。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也最能说明问题。在包产到户推行的第一年，即1979年，滁县地区的粮食产量达到28.33亿斤，超历史最高水平。农民人均收入则比上年增长了12.3%，并上缴公粮6亿多斤。这是滁县地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1980年，也就是王郁昭先生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抗住政治压力继续在滁县地区推行包产到户的那一年，滁县全地区粮食总产量达32.18亿斤，比1979年又增长13.6%，第一次实现全地区人均粮食超千斤；油料总产1.5亿斤，比上年增长52%。1981年粮食产量又突破40亿斤，增幅高达25.7%，净增粮食8亿多斤。后来几年，包产到户政策继续发挥制度改革优势，将滁县地区农业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986年全地区粮食产量达到近57亿斤，比1979年翻了一番。

　　在万里先生的领导和支持下，王郁昭先生顺应民意，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打破了长期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所谓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得到迅猛发展，结束了滁县地区农村经济长期低水平徘徊的局面。对于一个地方官来说，能够通过推行一项制度改革短时期内就让农民的收入翻番，基本摆脱贫困，无论怎么评价，这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政绩啊！对此，百度百科在介绍王郁昭先生时特地注明说，王郁昭先生是“为大包干上户口”的人。用这一句话来概括王郁昭先生，我觉得很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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