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06-01 00:52:37 作者:张慧鹏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总之,恰亚诺夫强调农民家庭经营的特殊性,他的理论是对自然经济模式下农民家庭经营特征的归纳和概括,并不能延伸到商品经济模式,而列宁的理论则揭示了商品经济中农民家庭经营分化与转型的内在机制。当代中国的小农经济派学者强调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特殊性,希望通过维持小农经济来抵制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同恰亚诺夫一样,他们只看到农民家庭经营在形式上的历史延续性,却没有看到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过程中,农民家庭经营性质和运行机制发生的根本变化;只看到农民家庭经营在产中环节的相对独立性,却没有看到小农家庭经营在整体上对资本主体的依附性。在此,笔者无意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定义的区别,只想指出,资本对小农的剥削既存在于生产领域,也存在于流通领域,农业资本化的动力既来自于农村外部的资本下乡,也来自于农村内部的资本积累。看清小农的处境,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直面问题,思考未来的出路。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从农民合作入手构建以乡村为主体的新型发展模式”(项目批准号:18VSJ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 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与农民前途命运问题的争论,学界有“列宁-恰亚诺夫之争”的说法,参见Henry Bernstein, “Lenin and A. V. Chayanov: Looking Back, Looking Forward,”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6, No. 1, pp. 55 — 81;陈义媛:《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以水稻生产为例》,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严海蓉、陈义媛:《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恰亚诺夫之争是一个理论建构的说法,事实上,列宁与恰亚诺夫两个人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争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列宁早期对民粹主义进行了系统地批判,但当时作为列宁论战对象的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学者并不是恰亚诺夫,而是瓦·巴·沃龙佐夫和尼·弗·丹尼尔逊等人。这一点可以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恰亚诺夫农民家庭经济组织理论主要是在斯大林时期产生重大影响,他本人因反对农业集体化而被清洗。学界之所以有列宁-恰亚诺夫之争这一说法,是因为相对于其他民粹派知识分子,恰亚诺夫有关农民经济的理论更加系统,更具代表性,对后来学术界的影响也更深远,成为“小农经济稳固论”的最著名代表人物。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③[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马克思的思想在各个阶段有所不同。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马克思开始较多地关注东方社会,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
④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晚年确实认真思考过俄国在村社基础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但他给这种可能性明确地限定了条件。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8页。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很直截了当,俄国有机会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但前提是从一开始就避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1861年的道路恰恰就是资本主义道路。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指出,“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40页。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指出,“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9页。可见,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抱有期待,但他们也认识到俄国已经在一步一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列宁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距离1861年改革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此时俄国的资本主义较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上述文字时已经有了更大的发展,俄国已经“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
⑤[俄]А·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⑥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3卷,第145页。
⑦同上,第150页。
⑧同上,第290页。
⑨[俄]А·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第49—50页。
⑩同上,第16页。
11同上,第16—17页。
12《列宁全集》第1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2页。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14列宁:《书评 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3月下半月)》,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15同上,第81页。
16同上,第81页。
17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3卷,第151页。
18[俄]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第256页。
19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3卷,第549页。
20同上,第551页。
21同上,第553页。
22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1—12月)》,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刘长军:《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65页。
24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列宁和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的研究中都大量使用了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调查资料。地方自治局是沙俄政府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产物,属于半官方半民间的机构,其职能是取代贵族,作为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中介机构。地方自治局在俄国农村开展了大规模、多层次的调查研究,以了解改革后农民的经济状况。从19世纪90年代起,大量知识分子投入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调查工作,其中包括民粹派、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人。地方自治局拥有充足的经费和自由的氛围,形成了农村调查的高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自治局学者出版了4000多册研究成果,包括大量的统计数据资料,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民研究资料库。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5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3—4页;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载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7—8页。
25刘长军:《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读本》,第23页。
26[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
27同上,第8—10页。
28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载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序言第20页。
29列宁:《书评 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3月下半月)》,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4卷,第79—80页。
30[俄]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第15页。
31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都接受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家庭经营必然走向消亡,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小农经济进行了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化农业。在资本主义世界,农业的资本化程度越来越高,跨国农业公司的控制力越来越强。但是,无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大生产并未彻底排挤小生产,农民家庭经营仍然广泛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推行“分田到户”政策,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再小农化”的浪潮。一些人批评马克思有关农业和农民的理论过于依赖英国经验,不具有普适性,甚至马克思对英国经验的解读也是不正确的。这部分内容参见黄春高:《分化与突破:14—16世纪英国农民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文礼朋:《近现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衰——农业与农民现代化的再探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与此同时,恰亚诺夫有关农民家庭农场的理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学术界形成一股“恰亚诺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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