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义媛：中国农资市场变迁与农业资本化的隐性路径*

　　【内容提要】 本文在农政问题的研究框架下，以中国农资市场的变迁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的农业转型，讨论在土地流转这一外显表征之外，资本通过农资的生产和流通渗入到农业生产中的隐性路径。文章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农资生产和流通的特点，考察了在集体化时代的制度遗产下，中国农资市场的变迁过程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集体化时代的农资具有一定的“非商品”属性。市场化时期，随着国家力量的逐步退出，私人资本逐渐进入农资领域，连接农资生产企业和众多农业小生产者的农资经销网络成为农资生产领域大资本与小资本的竞争对象。在这一体系下，农业小生产者的存在并不构成资本在农业中积累的障碍，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续。随着经营大户对基层农资经销商影响的增加，农业资本化的隐性路径与显性路径开始交织，农业小商品生产者则被不断边缘化，从属于全球资本体系。

　　【关键词】 中国农资市场,农业资本化,隐性路径,农政问题,农业小商品生产者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甚至已经超过美国，农产品进口量快速增加（《中国农业已迈入“高成本”时代 如何提升竞争力？》，2017），已经日益引发关注。在农业生产成本中上升最快的是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其中，人工成本的主要部分是家庭用工折价，此折价是以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为标准计算，随着城市用工成本的上升，这一价格也反映到农业成本中；土地成本的主要部分则是自营地折租，也就是土地的机会成本。这两项成本的上升都与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密切的关联。然而，即便不考虑土地和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以化肥、农药、种子、机械化服务为主体的物资与服务费用也正以不可忽视的速度增长着。从统计数据来看，从2006年到2015年短短十年内，三大主粮生产成本中的物资与服务费用均增长了近1倍，其中水稻增长了87.6%，小麦增长了82.3%，玉米增长了99.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2007-2016）吊诡的是，农资成本的不断上升，却与这些年农资行业的产能过剩同时发生。在化肥行业，有业内人士估计化肥行业已出现90%的产能过剩（《中国化肥行业巨亏上百亿  化肥过剩怎么办》，2017），农药和种子行业也同样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农药行业供给侧怎么改？研发应以新取胜  服务要更接地气》，2016；秦志伟、郭爽，2015），而农资行业的产能过剩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初现端倪（陈一训，2006）。产能过剩尽管引起过农资价格短时期内的波动，但从长期趋势来看，产能过剩与农资价格的不断攀升并存，成为中国农业领域的一个突出现象。

　　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农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迫使各农资企业不断寻求新的方式占领市场，其对农业生产环节的渗透和控制也日益加强。通过流转土地来保证农资销售，是农资企业的策略之一，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农业产业化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鼓励，农资企业带动了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陈义媛，2016）伴随着农业现代化对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农业经营结构的改变，以土地一定程度的集中为标志的规模经营，成为中国农业转型的一个表征。然而，从世界不同地区的农业变迁来看，农业的规模化采取了与工业的集约化、规模化转型完全不同的路径，以土地集中为外在表现的规模化经营并不是农业转型的唯一路径；相反，在不同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小生产者依然大量存在。在中国，除了直接流转土地外，无论是农业的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出各种策略，以获取资本积累。本研究试图以农资市场变迁的逻辑为聚焦点，考察农业化工资本对农业生产环节的渗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农业转型的一条隐性路径。

　　事实上，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农业如何被改造，如何促进资本积累以实现工业化，一直是农业转型问题（直译为“农政问题”，在英文文献中为“agrarian

　　question”）的核心。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层面对农业转型问题进行了理论构建，例如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提出农业转型问题的政治命题，即从建立工农联盟的角度，社会主义政党应该如何团结农民，以及应该团结农民中的哪个阶级的问题（Engels， 1970［1984］）；考茨基（Kautsky， 1936）和列宁（1984［1899］）则提出农业转型问题的社会命题，关注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和农业转型中的道路问题，其中，农村社会的分化是一个焦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 1965）则阐述了农业转型问题的经济命题，这一命题核心关注点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也就是农业如何为工业原始积累提供剩余产品的问题。这三个层面也被总结为农业变迁中的生产（production）、积累（accumulation）和政治问题（politics）（Akram-Lodhi & Kay， 2012）。后来的研究者则进一步总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社会环境下，各国的农业转型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在英国，农业转型被概括为地主主导的自下而上的路径，普鲁士是容克阶级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农业转型，美国也是自下而上的农业转型，法国的农业转型被概括为延迟的转型。（Byres， 1996）以上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转型以不同的方式为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作出了贡献，知识界的讨论也多以此为核心。

　　随着二战结束和殖民主义的终结，农政问题的历史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关于农政问题的讨论也在不断开拓新的空间。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认为，传统的农政问题主要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他称之为“农政的资本问题”（agrarian question of capital）。随着二战后世界各地区土地改革的进行，从全球范围来看，地主主导的地产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已经基本消失，加上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农政的资本问题已经基本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农政的劳工问题”（agrarian

　　question of labour）。这主要指南方国家的劳工阶级只有通过无保障、受压制，而且日益稀少的雇佣机会，结合一系列其他的同样不稳定的经济活动，例如小规模农业或非正规就业，才能完成其再生产，也是在此基础上，伯恩斯坦认为“农民”（peasantry）这一概念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其指称意义。伯恩斯坦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劳工阶级的再生产问题是当下农政问题的核心（Bernstein， 2006）。这一判断受到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的批判。尤其针对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他们指出过去的一个迷思就是将工业化本身——而不是在主权国家基础上的工业化（sovereign

　　industrialization）——看作农政问题的出路，这不仅忽略了全球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缺乏对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考虑。这些学者强调农政问题绝没有终结，资本的全球流动与农业的资本化转型之间并没有自动的联系，且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土地掠夺在南方国家仍在不断增多，也意味着农业内的资本积累仍然在不断继续，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仍大量存在的农民群体，可能为农政问题的解决探索出一条农民道路（peasant path）。（Moyo et al.， 2013）

　　在新时期的农业转型背景下，“小农”（又称 “小生产者”“家庭农业生产者”“小商品生产者”）持续大量存在，对此出现了多种解释。一个典型的解释来自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学派，他们指出“家庭农业”或“农民”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例如提供廉价食物，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庇护所，为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提供了合法性等（Vergopoulos， 1978；De Janvry，

　　1981）。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分析框架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解释边缘国家的作用（Bernstein， 2006）。穆尼（Mooney，

　　1988）则指出，小商品生产者事实上从属于工业或农业资本，因此是隐蔽的雇工，强调小商品生产者实质上的无产化属性。此外，有些学者从农业本身特殊性的角度对之进行了解释，强调农业的特殊性强化了小商品生产和家庭农业的存在基础（Friedman， 1978；Mann

　　& Dickinson， 1978；Goodman

　　et al.， 1987）。这一解释由于与恰亚诺夫（1996［1925］）对自我剥削基础上的家庭农业以及纵向一体化问题的论述有契合之处，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与恰亚诺夫主义的杂糅，甚至被称为“恰亚诺夫式的马克思主义”（Chayanovian Marxism）（Lehmann， 1986；Buttel， 2001）。也有学者从小商品生产者的抵抗角度，论证再小农化趋势的出现，以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给小商品生产者的新的生产空间，以此强调农业对资本积累依然意义重大（Akram-Lodhi & Kay， 2010a， 2010b；Van der Ploeg， 2009）。尽管对小生产者为什么大量存在的解释路径不一，但基本的共识是今天的农业小商品生产者已经被高度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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