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三农问题”：被夸大的学术概念及其局限

　　摘要：“三农问题”话语为全社会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做出了贡献。“三农问题”是一种合称，可以作为社会传播话语，但其本身并无确切含义和实质意义。一些学者认为“三农问题”话语提出之前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是被割裂的，研究也都是孤立的，且认为西方学术界只重视单方面的“农业问题”，而不会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联系起来研究。这些判断缺乏根据。“三农问题”这一提法不仅没有成为国际认可的学术概念，而且影响了国内学术界在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方面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交流。与此同时，与中国的“三农问题”本可建立一定关联的、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国际学术概念——“农政问题”，令人遗憾地被中国学术界忽视了120年。中国的农村社会研究亟需重拾“农政问题”概念。

　　“三农”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总称，而“三农问题”则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总称。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专有名词。“三农问题”作为政策话语、社会话语和学术话语主导和影响着中国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政策设计、大众讨论和社会研究长达20余年，并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引起了全社会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极大重视。然而，与作为大众化和通俗化的社会讨论话语或政策设计中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总称相比，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三农问题”的概念界定并不明确，理论体系并不清晰，国际对话并不通畅。

　　追溯“三农”和“三农问题”这一话语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并非难事，仅“三农”和“三农问题”的起源回顾或研究综述的学术论文就已成百上千篇。如温铁军1996年发表于《战略与管理》的文章“第二步农村改革面临的两个基本矛盾”或《经济研究参考》的文章“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常常被看作是“三农”或“三农问题”概念得以使用的关键节点。此后，“三农”和“三农问题”概念便作为一种新的特定“流行语”在政府文件、社会讨论和学术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然而，根据中国知网的资料，将农业、农村和农民总称为“三农”这一概念并正式见诸报刊，至少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年的《新闻通讯》在一篇以“‘三农’报道的辩证思考”为题的短文中，将“农村、农业、农民”简称为“三农”。1993年，朱竞存和陈书生分别撰文论述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三农”和“三农一体”思想，这里的“三农”指的便是农民、农业和农村，而“三农一体”便是指农村、农民和农业的辩证统一。自1994年，创刊于1986年的《农村·农业·农民》也被称为“三农”杂志。

　　同样，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总称为“三农问题”这一概念并正式见诸报刊，至少可以追溯到1994年。那一年，时任广东省农业委员会主任的冯灼锋在《广东经济》上撰文，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称为“三农问题”，并探讨如何正确处理“三农问题”。1995—1996年，很多政府官员使用了“三农问题”这一概念，如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张德江、山西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张奎、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陈锡根、中共宁明县委副书记田力营等，一些学者也在学术研究中使用了“三农问题”概念。

一  传播的话语抑或学术的概念

　　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总称为“三农问题”这一专有名词，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偏向和工业偏向的发展背景下，对于引起政府和社会对大发展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重视，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这是因为，“三农”和“三农问题”这种提法在大众传播意义上十分有利于官员和普通大众理解和记住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议题。然而，这一概念的不断传播和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媒体文章和政策文件，但却未必是学术研究的概念需求。

　　“三农问题”无非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合称，因此，在学术研究中要探究“三农问题”的内涵，就需弄清楚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到底指什么。然而，无论农业、农村抑或农民，均泛指一个部门、领域或群体，而它们的问题从“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的概念本身并不能呈现出任何具体而确定的实质内容。例如，“农业问题”仅仅表示农业作为一个部门或行业面临或存在的问题，但“农业问题”的内涵从其概念本身无从得知，它是指生产问题还是流通问题，产量问题还是质量问题，经营方式问题还是科学技术问题，土地制度问题还是社会服务问题，等等。同样，“农村问题”是指发展问题还是稳定问题，治理问题还是文化问题，基础设施问题还是村庄环境问题，基础教育问题还是建设人才问题，等等。对于“农民问题”，它是指收入问题还是组织问题，流动问题还是留守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还是社会排斥问题，物质财富问题还是精神幸福问题，等等。既然如此，对于泛泛的“三农问题”概念，不仅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其内涵可能迥然相异，而且即便在同一时空条件下，一千个人眼里也会有一千个各不相同的“三农问题”。因此，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三农问题”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虽然具有广泛的共识，但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其内涵却不存在建立共识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三农问题”到底指什么，这在中国学术界显示了彻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温铁军等早期将“三农问题”界定为“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李昌平在2000年将“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进入21世纪后，则将其概括为粮食安全、城乡平等、农民赋权。根据陆学艺的分析，“三农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指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农民分化与市场意识等，90年代则主要指稳定粮食生产与调控粮食市场、农村现代化、减轻农民负担与减少农民等。柯炳生将“三农问题”归结为农产品供给数量和农产品质量、农村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社会政治权利三个方面的问题。陈锡文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分别是“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供求问题（粮），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转市民问题（人）”。“三农问题”的其他界定还包括：“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农民贫困”，农业经济问题、农村政治与社会问题、农民权益问题，农业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农村社会发展的持续推进，“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农村社会进步的不可持续性与农民生计的不可持续性交织形成的农村社会系统失衡问题”，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户籍制度改革、农民提高素质和减轻负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农民大量流向城市但又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等等，不一而足。除了这些内涵界定不同之外，学者还对“三农问题”的本质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如“三农问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农民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是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占中国总人口比例过大的问题，因此也是“农转非”问题，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日益贫困和不断被边缘化问题，是如何有效保障农民权利的问题，是农民发展问题，即提升农民主体性和现代性的问题，等等。

　　继“三农问题”提出之后，很多学者又提出了“新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早期倡导者温铁军指出，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三农问题”的内涵需要重新界定，并提出“农民权益保护、农村可持续稳定、农业生态安全”的“新三农问题”。李培林认为，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过程中，“农民工、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构成了“新三农问题”。应星认为传统的“三农问题”概念较为偏狭，并指出，“土地、治理、民情”构成了“新三农问题”的核心、实质和基础。此外，“新三农问题”还被界定为农民工、老人农业、空心村的问题，农业劣质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多元贫困化或丰裕型贫困化，最严重的是“谁去当农民，谁去种田，谁去建设新农村”的问题，等等。

　　可见，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新三农问题”，学术界从来没有关于其统一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因此，每位学者在研究中都会首先界定出自己认为的特定的“三农问题”。正因如此，不同学者关于“三农问题”的成因分析与解决建议，因“三农问题”本身的指称对象不同而常常呈现出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

　　在“三农问题”的成因方面，可谓众说纷纭，主要包括：（1）人地关系原因，即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人口对农业资源、环境的压力；（2）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等级制度原因，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以及中国历史上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等级制度在20世纪的延续和扭曲运行，人为地将国家发展战略分为城、乡两个发展模块；（3）制度歧视与工业偏向原因，即国家制度对农业、农民、农村的制度歧视，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放在被动的、次要的位置，并用剥夺农业支持国家工业化的方式来实现工业优先发展战略；（4）结构矛盾原因，即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以及市场制度的需求同计划制度的安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5）权利缺失原因，即社会公正失衡与社会排斥以及农民的权利问题，因为农民小而散，没有自己的产业组织和代表，无法为自己发声；（6）文化原因，即现代化和城市偏向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主导了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因此不仅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等等。有学者将这些各执一词的“三农问题”成因总结为二元结构说、公共产品供给说、基本国情说、分工抑制说、政府管制说、认识偏差说、就业不足说、收入分配说、缺少利益代表说，或制度原因说（户籍、土地、农业税、社会保障等）、体制原因说（金融、粮食流通、农村管理等）、结构原因说（城乡二元、产业、国民收入分配等）、人口原因说（数量、质量等）、权利原因说（平等权、自由权、人身权、参政权等）、矛盾原因说（人地矛盾、城乡失衡、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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