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审视“三农”问题

　　记者：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三农”事业的发展有一个很明显特征，就是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请您大概帮我们回顾一下这一阶段性、历史性的成就。

　　贾康：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主要靠农业做支撑。回顾70年历史，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70年中间，中国农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怎样和整个社会合理地结合在一起发展，有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

　　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形成了一种城乡分制的格局。改革开放以后，要改变这一格局，要弥合二元经济。现在总体要求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型的高质量的发展。

　　在发展成就方面，从现有的一些基本指标来看，还是基本令人满意的。城镇化进程，必然带来农村人口的迁徙。如果按照常住人口来看，农村人口已占少数，大概40%出头；但有一个挑战性的问题，从户籍人口来看，城市的户籍人口也只占43%，大多数人仍然是农村户籍。那么就出现几亿人口已经进城成为常住居民，但还没有取得城市户籍，这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在未来几十年里，还会不断有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要让他们顺利地成为市民，得到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而在“三农”概念之下，农业、农村、农民怎么样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融入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我们要处理发展中的矛盾，要与改革开放市场化、国际化以及高科技化、信息化等等这些发展潮流结合在一起，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水平的解决方案。

　　记者：

　　咱们刚才说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社会各界都在探索，都有研究，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一个让我们满意的答案。

　　贾康：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城乡分制二元经济特征仍然相当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比如说学有所教，讲的是教育；病有所医，讲的是医疗；住有所居，讲的是住房；老有所养，讲的是养老。这些事情上，我们要下大功夫去进一步解决。

　　从教育来看，虽然中国总体来说，是实现了义务教育的普及，但是在教育质量上，城乡之间差异还是比较悬殊的。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他们的子女怎么样能够得到均等化的义务教育，实现质量方面均等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教学质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定是质量上要趋向于均等。还是要承认，明显有可观察到的城乡差异。只能是循序渐进去减少这个差距。

　　这些年在新农合的基础之上，还要推行大病统筹，进一步提高养老水平，要在农村做到全覆盖，但跟城市比，标准上存在差异。

　　住房的情况，农村从人均住宅面积来看，看起来指标还不错，但实际上还有一些地方是危房，需要改造。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进一步优化解决“三农”问题时，要特别注重抓住怎么样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中国广大农村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切实提高起来。

　　记者：

　　原来我们也提出过新型城镇化战略，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让农民大量地迁徙到城市，给他们解决户籍。现在的乡村振兴战略，侧重点是不是在于把生产要素引入到农村？

　　贾康：

　　乡村振兴，在我的理解上，比过去说的农村发展，含义可能要更开阔一些。乡村的振兴，包括一些特色小镇，城乡融合在一起的新区的建设，都属于乡村振兴的大概念。

　　乡村振兴过程中，在某些特定的区域里，要有一种好的机制，把巨量的资源在较短的时间投下去，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换代。这种振兴，它如果是对接到未来的城乡一体化，是要把农村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比较快地提高到和城镇区域接近一体化的水平上。这里边还要有农村产业的升级和新的产业的导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之下，有效的市场再加上政府的结合，把各种要素的流动性提升起来后，真正调动多种要素的潜力和活力。

　　乡村振兴概念，在十九大以后越来越受重视。接着就一定要在中国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特定场景之下，把它处理为一个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河北、山西、东北，再到西部一些民族边远地区，都要乡村振兴，但绝对不可能用模式到处去套，都得定制化地去解决。

　　这里最典型的一个创新概念叫做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是在较短的时间段投入大量资金，更多地从政府之外去筹集。政府手上有的钱是有限的，它主要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PPP的特点是可以把超过政府资金多少倍的社会资本、民间资本、企业可动用的资本力量，甚至包括国外的外资，作为政府引入的引资钱的作用，我们称之为乘数效应、放大效应。PPP，它在预算管理上往往表现为我们规范化所称的“可行性缺口补贴”，一个整体可行性的开发方案，特色小镇也好，村区域的新区建设也好，政府的钱是一个缺口补贴，调动是整个盘子。接着就得说有了资金的支持，融资模式创新后跟着的是可贵的管理模式的创新，它把政府企业还有专业机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1+1+1大于三的绩效提升机制。PPP一般的特点是，项目时间段很长，而且里边要有称为O的运营期，比如说BOT 、TOT 、ROT，O指的都是Operation。是一种运营的概念，它在运营期间，主体是有管理相对优势的社会资本方——企业来做运营。这样一来，让企业、专业团队来做，他们的相对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来促进乡村发展。

　　所以我们很看重在乡村执行过程中间，特色小镇建设、产业新区的建设，要积极地考虑用PPP创新的机制来做。

　　记者：

　　目前宏观经济换挡，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您看乡村振兴、“三农”发展，分量是不是越来越足了？这是一个趋势性的判断，还是短期的效果？

　　贾康：

　　我觉得可能要这么理解，不能只看第一产业，或者“农”字号的产业成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里的比重。从比重来说，它趋势是下降的，无可讳言，但并不意味着它的重要性下降，它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在以后的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始终存在。它会更有机地要求，更健康合理地和其他产业部分结合互动。仍然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它会更多地跟工业，跟第三产业有机融合。比如说农业发展跟金融界，农业发展和社会事业，农业未来的发展怎么样更好地跟政府资金的支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入更合一的状态。大前提是充分肯定“三农”的重要性，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地位。

　　三大产业里边第一产业的比重是在降低，这个道理其实也可以用到工业的比重。现在总体来说，它也是远远落后于第三产业服务业的上升幅度的。从全局来看，到一定时候，工业的比重它会停滞甚至下降，在某些区域现在已经出现工业比重下降的情况，不能反过来说工业就不重要，它就是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现有的经验表明，第三产业还有相当大的比重提高的空间，这些第三产业又对应到农业的基础作用、工业的支撑作用、信息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服务业是直接在末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会更充分地、多样化地发展起来，但服务业发展同样是在农业基础之上。在前面这些产业，有机地互动结合和支持之下，整个的国民经济在优化结构的情况下，争取可持续发展、健康发展。

　　记者：

　　近几年，我们提出来新型城镇化战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系列高度和“三农”相关的政策。在您看来，您心里是不是有一种图景？有没有什么时间表？

　　贾康：

　　总体来说，按照中央十九大提出的新的“两步走”的要求，2035年要基本建成现代化。现在到2020年，还剩下一年多的时间，有一个没有多少悬念的目标，就是要达到全面小康，农村区域的贫困人口，在“十三五”开始时有大概7000万，到2020年都要脱贫。这是一个最接近我们的节点目标，时间表上看这一个，没有多少悬念了。

　　再往下，中国有一个历史性的考验，2020年再往前看十年，2030年左右，能不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人均的GDP现在是9000美元出头，那时候一定要走到13000美元以上，才能够坐稳高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按照我们前些年发展的速率似乎不成问题，但要注意到这些年，我们的增长速度是一降再降，现在已经降到6.2%，但不能让它老是往下走，要稳在一个新常态，由新入常的状态。

　　在外部的贸易摩擦升级情况下，我们还在努力争取消化掉不良的因素，稳在由新入常这个平台上。需要农业和其他的产业一起，形成由新入常转换的支撑力。新的动力就跟新型城镇化，跟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的结构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稳在中高速上，最好能够达到6%左右，这样十年时间，够我们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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