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审视“三农”问题

　　按照世界银行现在的标准，要达到12000美元以上才算稳住，才能坐稳这把交易，而世界银行每隔一段时间要调高门槛，所以我说十年以后，我们一定要努力达到13000，坐稳高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

　　按中央的要求，2035年要基本建成现代化，基本建成现代化，不能把农村撇出去，一定是中国的城乡一起基本建成现代化。如果达到这样一个愿景，再有15年左右的时间，按中央的具体说法是，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按邓小平的说法是下世纪中叶，我们要建成现代化强国。从时间表上来看，是相当紧迫的。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新旧动能转换中间，有很多挑战性的问题，新的动能支撑着我们能够有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个统计现象，大半个世纪走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再往上走的成功率是极低的，只有10%，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经济体走到这个阶段，都不能如愿地继续再往上走了，前面的发展势头会突然失去，很多的经济社会矛盾搅和在一起，发展失速以后就好像落入一个陷阱。而进入这个陷阱以后常常一蹶不振，可能好几十年出不来。

　　中国一定要在这方面，通过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进高质量的工业化、信息化，一起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记者：

　　贾老师，我们最近观察到您对供给这个问题研究比较多？

　　贾康：

　　对，我们要谈谈这个事了。咱们先得看看在“农”的概念之下，供给侧的要素，它有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和我们在这方面要抓住什么样的优化要领。

　　供给侧五大要素，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还有科技成果应用和制度。

　　在中国农村过去劳动力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感受到，劳动力有巨大的剩余，几乎无限供给，有很多人要寻求自己更广阔的人生空间，考虑要到城镇去讨生活。当然很遗憾，进城这么多人，现在往往还顶着农民工的帽子，人家跟农业已经无关了，有的在城镇已经定居了，常住人口概念之下，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仍然没有取得户籍，最典型就是北上广深，这种人还为数相当多。这个要素怎么样更优化？这是咱们一开始提到的弥合城乡二元经济以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越来越多的让进城的农民真正按照市民化来对标，这就是配套改革，提高供给侧的整个供给体系质量，越来越顺当便捷地让农民取得市民身份。劳动力要素一方面要流动，另外一方面，毕竟还有一些人要在农村继续务农，这就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劳动要素，怎么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培训，需要方方面面支持，包括财政支持。

再有就是自然资源，农村的自然资源首先是地皮，基本农田要有一个红线。肯定得有一个基本农田保障，这是粮食安全托底的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怎么样在保证基本农田能够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同时又能让它合理化，这里有很多的问题要做。城乡结合部原来的熟田越来越多，不得已要占掉，成为城区。那么远离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可开垦的农田有限，能不能够把它集约利用？

　　第三就是资金资本，农村的发展，按照现在对接市场化来说，资金在很多情况下是资本属性，要用资本来运作，当然首先财政支持某些并不是资本的资金，有一个怎么样高效使用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财政要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对于城镇稳定粮价和农产品价格的这些市场状态要给予补贴，这个补贴就称为农产品价格补贴。收购价提高，市场销售价不变，中间形成的倒挂，以政府财政资金补贴的方式把它处理掉。这样一边稳定城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一边是让农民得实惠，那么这就自然带来一个什么问题，财政的可持续性。财政有没有这么多钱，不断地往里边砸进去？还要注意想方设法理顺比价关系，不能靠大量的补贴，年复一年这样去运行。以后财政资金怎么样运用，除了补贴要合理化之外，还有一个正面投入的支农资金怎么合理化的问题。支农资金的合理化有很多可讨论，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农业投入的专项资金，以后碎片化了，就又提到资金能不能够整合，这么多年来谈整合的声音不绝于耳。进步有，但是还不能令人满意。这样把资金整合起来以后，内在的潜力更好地调动出来。资本就是要在对接到市场概念上来理解。在农村和乡村区域使用的这些资金，如果按在商言商的定位来说，就一定要投入以后取得回报，它不像财政资金，财政资金可以不考虑回报问题，只要符合政策纳入预算，支出了就支出了，补贴了就补贴了。但是资本在农村区域的开发，它一定要回报，没有回报，它是不可能做这个事的。有些企业想做风投、创投、天使投资的，不适合做乡村振兴的PPP，他讲的是快进快出取得超额利润，但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另外一些资本它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间，支持“三农”过程中，仍然是在商言商，进来以后愿意接受一下锁定30年甚至50年，他自己认为可接受回报的水平，这个事就做成了。当然这里边法制化的保障条件，阳光化的运行制度，防止各种不正之风的破坏干扰，还有专业化的智力支持都不可缺少，这叫PPP的规范化，所以这是一篇大文章。

　　还有两大要素，一个是科技创新、科技成果的应用，农村如果从种田来说，运用良种，化肥和有机肥怎么样结合使用，合理的使用农药等等，以后可能还有休耕轮作等等这种技术指导，这都是使农业更好发展的科技因素的作用。

　　第五大要素，农村的改革，农村改革的升级发展。现在农村在高质量发展情况之下，从土地制度怎么样对接全国统一市场的改革，现在还在努力去做，确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等都是改革的内容，在农村经济组织的形态上，未来有一系列改革的任务，继续适用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可能。在有些区域，现在可以更积极地考虑，规模化经营里的互助合作组织，甚至是农场，甚至是更升级的一些农村区域带有企业化特征的组织形态，都可以在未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去跟踪和及时总结经验，推进多样化的农村区域供给侧要素，调动潜力，合理地提高他们的流动性，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记者：

　　这篇文章是比较大的，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贾老师讲得挺透的。您对“三农”有什么样的憧憬或者寄语？

　　贾康：

　　我在过去的人生道路上，有农村的体验。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到湖北干校，到湖北干校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在农村读书。对于中国农村的情况，基层和草根层面，我确实有感性认识。这些年做理论政策研究过程中，我也时不时回想。你必须承认，那时候的农村区域的情况相当落后，这些年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在不断改观。但是你要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愿景来看，未来要进一步提高“三农”概念之下的现代化水平，以及“三农”和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打通的中国现代化的水平，这里边用得着十九大强调的一句话，行百里者半九十。伟大民族复兴新的两步走，要到中国梦梦想成真的这个时点来看，也就是30年。这30年它的挑战性，跟前面一二百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现代史一路积贫积弱，然后寻求民族振兴的挑战性至少是在一个数量级上，我们要充分地重视。农村在发展的成就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现代化愿景，我自己感觉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突破过去思想上的束缚。中国的农村是在整个统一市场之内的，是农业和工业、服务业，整个国民经济有机结合的，必须冲破过去的思维定势，把农村的发展、农村的振兴放在统一市场里，放在拥抱全球化的视野里边，放在以后中国农产品要越来越多地加入全球竞争的事业里，来考虑它高质量的发展。

　　现在贸易摩擦升级以后，客观上逼着我们更多地考虑，中国的农产品要更适应未来，越来越带有与狼共舞特色。贸易互通有无的旁边，还有种种相互出手等等因素。中国农业的长期发展，还有“三农”概念之下的乡村振兴、长期发展，就得经受这种考验。

　　未来的30年，要把中国农村的发展，坚定不移地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以及民主化、法制化打通，这是只能顺应不可违拗的世界潮流。中国的农村要加入进去，农村改革以及现在还在推进、跟农村改革相关的这种配套改革，村级的自治、民主机制、财政预算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都要发展，不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管理怎么样现代化，在农村区域也要通盘处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更愿意把农村的发展和整个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拥抱全球化的这种振兴，打通在一起来理解。以后农村的发展和其他方方面的发展，要看作一个系统工程。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以农村继续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支撑作用之下，农村更好的“三农”概念之下，拥抱统一市场和拥抱全球化的一个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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