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德：从伦敦到北京 中英雾霾治理的比较与反思

　　由雾霾事件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检讨与反思

　　中国要走出西方式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治理思路，不仅要找到造成雾霾天气的直接原因，还需要从发展模式的视角探索造成迷雾的深层原因。

　　反思之一：中国经济增长陷入成本大于收益的困境。雾霾天气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区域，但却是整个经济增长方式、能源结构、生活方式、城镇化模式等系统整合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从西方承袭而来的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大城市的雾霾天，还有最近几年频繁发生的大面积的水中毒、食物中毒等问题。目前中国75%的地表水被污染，64%的地下水被污染，37%的土地面临风沙威胁。雾霾天气和水污染使我们付出了生命代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所用的流行病学模型，该报告发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

　　当我们为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100多年走过的路，实现经济高增长而自豪时，不要忘记经济学的另一个定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不惜以环境代价、生命代价而获得的GDP，是严重带毒的GDP。至少笼罩在雾霾中的全国100多个城市的GDP是严重带毒的GDP、黑色的GDP。而且，需要向全社会提出警示的是，2013年我们遭遇的雾霾天，只是我们为这种先污染后治理、高能耗经济增长模式付出代价的开始。环保部对中国环境监测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未来将会进入环境事件的集中爆发时期。

　　反思之二：GDP主义的增长成为目标迷失的增长。当我们已经陷入经济增长成本大于收益困境的背景下，为什么仍然不惜牺牲环境和国民幸福追求GDP增长？因为，现代GDP经济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前提和逻辑上：经济增长必然包含了国民福利的增长，所以，如何生产得更多永远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可以说，在经济增长的初期，这个逻辑可以成立。当物质贫困是社会发展最短那块桶板时，经济增长就等于国民福利的增长。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GDP增长与国民福利的增长，就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了其负福利效应比正效应还要大。可以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处在这个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增长形成的分叉点上。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负效应，感受最强烈、承受这个成本的是社会民众。如果说2013年雾霾天气的出现，是老天对带毒经济增长的警告，其实2010年以来国内频繁发生的当地居民抵制政府上污染项目事件，也说明对于GDP的增长，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已经出现了认识的差异。2012年短短四个月，全国接连爆发了三起环境群体性事件。据环保部披露，自1996年以来，这类事件以29%的年增速出现。面对这样一系列问题，不仅仅是简单地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我们反思经济增长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经济增长是为了满足国民福利的增长和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这似乎是一个常识，但在今天的GDP主义经济中，经济增长目标变成了就是GDP本身。

　　反思之三：中国继续走西方式污染转移之路已经行不通。今天的中国与60年前的英国虽然遇到的是同样的雾霾事件，但由于发生在两个不同时期，由此决定了英国可以走的治理道路，而今天的中国则无法走下去。因为，当今中国雾霾污染是在全球环境危机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是在世界环境容量已经饱和，没有承载空间的情况下出现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指出，40年来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28%。WWF全球总干事吉姆·利普指出：“当前，我们的生活方式过度消耗了自然资源，我们使用的资源量超过了地球供给的50%。地球需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来生产人类一年内消耗的可再生资源。如果不改变这一趋势，这个数字会增长得更快，到2030年，即使两个地球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雾霾天所暴露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而是如果中国按照西方工业化标准，继续追赶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费的工业化之路，已经行不通。要从根源上治理雾霾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定位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发展的新道路和新目标。

　　外部防范与内生治理相结合的中国治理之道思考

覆盖中国100多个城市、涉及6亿人口的雾霾问题，意味着环境污染导致中国经济与社会系统的中毒病症，已经不是一个局部问题，如果不能遏制，将给中国经济社会系统带来巨大的代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是刻不容缓必须解决的问题。可以说短期内的遏制与化解雾霾，西医式的治理方式是有效的，这种治理方式有两大特点：

　　第一是强调工具的治理作用。这些工具既有技术工具，如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环境监控和管理能力，也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的工具，如充分利用立法、税收、制度等工具实现雾霾治理。

　　第二是针对问题进行精准的实时、点对点的防范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设计中，许多制度设计具有这种特点。《决定》所设计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与监控体系，确实是一个全空间和全流程覆盖的生态环境监管系统。

　　在目前启动这样一种以防范为主的监控治理体系，是非常需要的。但中国对雾霾问题的治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不够的。因为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治理模式，而且也是一种高成本的治理模式。目前国内正在启动的治理雾霾行动、诸多专家学者所提出的治理对策，基本上属于这种外部防范式的治理范畴。本文不再赘述。如何从中国文明模式转型的高度探索中国特色内生治理模式，才是中国治理雾霾问题必须面对的挑战和创新。

　　现代化目标转型：从追赶西方工业化目标向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之路转型。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绝不是简单的环境治理问题，而是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文明之路。因为高能耗、高消费、高成本的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是属于地球上少数国家享受的文明模式，这种文明模式无法容纳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西方式工业文明模式是一种成本外化、污染转移、利己不利他的文明模式。要从根源上治理雾霾，需要一种成本内化的利己也利他的生态文明模式。

　　由于世界环境和能源容量，无法承受人口两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所以中国与美国的竞争结果，既不是中国赶上美国成为赢家，也不是美国和中国并驾齐驱成为共同的赢家，而是两败俱伤。这种竞争就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苏联的核竞争一样，最后结果不是胜负，而是将人类导向毁灭。而当今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与当年美苏竞争的根本不同在于美苏之间的核竞争，是一种结果博弈，只要控制住最后的结果不发生，竞争导致的毁灭性就不会发生。当今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则是一个过程博弈，无限经济增长带来的污染释放，最后形成的毁灭性结果无法预期和控制，这个结果一旦爆发，便无可挽回。

　　相反，如果中国勇敢地走出这场赌局，那么带来是中国与世界的双赢。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小国，比如不丹或新加坡，他们不参加世界的竞争，走自己路的话，世界不会因他们退出而改变，而中国作为世界巨体量的大国，其退出将会影响世界现有的竞争格局。事实上，当代中国已经做出了抉择，这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从世界视角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一个中国退出世界恶性竞争，走自己文明之路的重大抉择。

　　发展模式的转型：从GDP最大化转向国民福利最大化。淡出国际间恶性竞争，就会为矫正国内围绕GDP主义的恶性竞争创造大环境。最近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不能以GDP论英雄，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改进唯GDP的干部绩效考核体制。不以GDP论英雄的本质，是要把经济增长目标从追求GDP最大化，转向追求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在一个国家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国民福利和幸福度的提升，是一个包含环境福利、精神福利、物质福利与社会公正、社会互助等综合福利的发展，这不是纯经济增长能够满足的。以满足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导向的经济增长，可以遏制目前地方政府唯GDP增长的恶性竞争，也可以遏制以牺牲环境、牺牲公平为代价的黑色GDP增长。在国民福利最大目标的约束下，这将是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低能耗、高福利、低成本、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样一种模式，不是以达到美国人均4万美元为标杆，而是人均1万元，但比美国人生活得更幸福的发展模式。

　　以国民福利和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的发展模式。所以，当下在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转型。中国城市雾霾天的深层根源，是我们的城市发展目标迷失的结果。如果不能把城市发展目标转向新发展模式上来，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是成本外化经济不断扩展，另一方面是耗费大量社会资源通过立法、建设、管理制度消除经济增长带来的雾霾天，如此循环下去，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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