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为什么中国将来会有生态文明——接应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话题

　　提要：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预示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我国工业文明的进程已经呈现出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必要性。冯友兰先生早在上世纪初就对中国文化与工业文明或科学文明之间的关系做出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在中国周末的哲学中有三派：道家是自然派，墨家是人为派，儒家是中间派。不过，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正统儒家倾向于自然派。这三派之间的激烈论战是以墨家的失败而告终的，致使向内寻求幸福的自然派在中国思想史上长期占居统治地位。这就是中国长期没有科学的主要原因。本文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人为派对自然派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其结果是一方面促进了中国朝向工业文明和科学文明的转型，另一方面使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较大程度的破坏。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中华文明之宗就是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的理念，这种理念终将促使中华文明转向或“复归”它所固有的生态文明。

　　一、引　言

　　近几年对我国以及全世界来说真可谓自然灾害的多事之秋，地震、飓风、洪水、干旱、泥石流等层出不穷。例如，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海域发生9级强烈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爆炸与核泄漏事故。2011年8月27日飓风“艾琳”抵达美国东海岸，数百万居民进行紧急疏散，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因自然灾害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疏散行动。在我国，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 超过2千人遇难；2010年8月8日，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超过1400人遇难；而就在两年前，我国的四川汶川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地震，造成人员伤亡46万人以上，财产损失8451亿元人民币。

　　在我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高频率的自然灾害表明，工业文明的进程正在面临危机；自然界已经向人类提出警告：必须进行文明的转型，即把工业文明的进程转向生态文明。这样的文明转型在我国可能实现吗？我国的传统文化拥有生态文明的资源吗？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同上个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另一种文明转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是密切相关的。关于上个世纪的文明转型，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具有工业文明或科学文明的资源，冯友兰先生曾经发表过精辟的见解。

　　89年前（1921年），26岁的冯友兰先生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师从杜威先生），在系会上宣读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1]其论证的深刻性和系统性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时过境迁，如今中国不仅有科学和基于科学的工业，而且正在遭受由于工业过度发展而导致的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因此，本文并不停留在冯友兰当初的那个论证上，而是进一步论证当今中国为什么能够得到科学发展并且遭受生态破坏，以及中国实现生态文明转型的前景。前两节简要介绍冯友兰在那篇文章中所表述的观点，后面各节将其观点引申到中国文化现状及其前景。

　　二、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派别：自然、人为和中道

　　中国哲学有两种一般的趋势，可以用两个词来表达，即“自然”和“人为”，亦即“天”和“人”。庄子说：“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秋水》）可见，“天”指自然的东西，“人”指人为的东西；一个是天造的，一个是人造的。中国周末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派别有三家，即道家、墨家和儒家。道家是极端的自然派，主张天是完全的，人是自足的，不需要外来的帮助。墨家是极端的人为派，主张天不是完全的，人不是自足的，要变得好些就要有外来的帮助。儒家则介于二者之间，对自然和人为加以调和，其主张可谓中道。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对这三家做出如下的评论：

　　“杨子取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尽心上》）执中而有权衡或变通，就是儒家的教义。儒家的中道也就是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与儒家不同，道家的教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复归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告诉人们，大鹏和小鸟都完全满足，各自逍遥。万物在其自然状态下都是完全的，人为只会扰乱自然，产生痛苦。因为“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庄子·骈拇》）

　　然而，道家只看到所谓自然状态的好的方面。在他们看来，任何人类道德、社会制度，都违反自然。如老子所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至于政府，如果道家也需要它，则必须是极端放任的。政府应当模仿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这是因为道使万物各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工作，故“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

　　道家这种被动的自然主义使他们否定客观知识的必要性，而只需要寻求道然后遵循道；而道就在我们之中，对它的获得恰恰在于排除其他知识的干扰。关于知识（学）与道的关系，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四十八章》）所以求道的方法，不是人为地在道上加些什么，而是把早已人为地加在道上的东西去掉。老子所谓“损”就是这个意思。

　　与道家倡导无知无欲的做法相反，墨家强调有知有欲。墨家的基本观念是功利。判定道德是非，不在于它是不是自然的，而在于它是不是有用的。墨子说“义，利也。利，所得而喜也。”（《墨子·经上》）须指出，被墨子作为是非标准的利不是私利，而公利，必须“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因此，墨子主张兼爱，反对儒家的有差等之爱。兼爱不只是有利于他人，也有利于自己。因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这就是说，实行兼爱，可使大家互惠互利，否则，互败互伤。“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思想的总纲，用墨子的话说：“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同上）。墨子在伦理学上的立场，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他还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

　　墨家认为人类的自然本性并不完善，需要严加教育和监督，而不能放任自流。人类的弱点之一是过于近视，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因而看不到兼爱的重要性。普通人需要被教育和被管制，为此，墨家强调权威的重要性，主张国家极权的政治制度。甚至只有国家君主的权威还不够，还需借助于鬼神的作用。墨子宣称有一个人格化的天帝，而兼爱则是天帝的意志。他也相信鬼神存在，鬼神在暗中监视人们的活动，以此作为维持道德的重要辅助手段。

　　可见，墨子是一位教导人们从外界寻求幸福的哲学家，他不像道家那样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最幸福，而要求人们摆脱自然。总之，墨子主张人为，反对自然。

　　前面提到，儒家的立场介于道家和墨家之间，属于自然和人为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的中道。自孔子之后，儒家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以孟子为代表，比较靠近自然这一端；另一种以荀子为代表，比较靠近人为这一端。孔子本人的学说是比较靠近自然这一端的。正因为此，孟子被认为是儒家真正的合法继承人。

　　孟子坚持孔子的“仁者爱人”的理念，这种爱是基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等级的有差等之爱。因此，首要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应当爱某人，而是认清那个人是我的什么人。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君子对于万物都有爱心，但其爱的程度是有差别的：对于一般事物仅有一般的爱，而不是仁爱；对于一般的人则上升到仁爱，但还不是亲爱；只有对于亲人才具有亲爱之情。不难看出，儒家的有差等之爱介于墨家的兼爱和道家的自爱（或自然之爱）之间。相应地，儒家在政治哲学所强调的基于社会等级的礼制也是界于墨家的极权主义与道家的无政府主义之间的。

　　依照儒家的教义，人性在本质上是善的。甚至在孔子时代之前，似乎已经有这个传统。虽说人性本善，但是不可以推论出，人生来就是完善的。只有在内心的理性完全发展了，低级的欲望全部消除了，才能成为完人。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发展理性，减少低级欲望，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这个说法同道家“无知无欲”的说法比较接近。孟子还说：“万事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这个说法同道家“万物与我为一”的说法就更接近了。按照这种说法，幸福和真理存在于我们心中，只有在我们心里，不是在外部世界里，才能求得幸福和真理。只要发展我们内部的力量，我们就自己充足了。学习就是按照我们的理性来培养性格，不是进行理智操练。就学习及其方法而言，儒家的观点也是介于道家和墨家之间的，尽管更接近道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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