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娥：当代社会主义的探索、创新与发展

　　100年前,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并于1936年确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即所谓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其强大的号召力吸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纷纷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世界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一国到多国的“苏联模式”普遍化。“苏联模式”的推广有双重作用,它帮助相关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却终止了这些国家对于特殊发展道路的独立探索〖ZW(1〗《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页)。自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实行了“转轨”,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方向,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面对冲击,中国、越南、古巴、老挝和朝鲜等国作出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方向的抉择,与此同时,各国对原有体制和发展路径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20多年来,社会主义各国依据本国国情做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实践探索,并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

　　一、选择正确的方向,坚持独立探索

　　“苏联模式”曾为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集中力量搞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和平建设时期,这种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由于该模式过于强调集中计划、偏重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失衡,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消费品严重缺乏,社会生产积极性受到抑制。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陷入停滞,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各国开始寻求变革。

　　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经历了不同的方式。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实施所谓的“休克疗法”,即按照西方制度模式“改组”本国的政治体制,在经济领域实行全面私有化。这种变革的实质是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否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政权的性质,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方向。而中国、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不断探索和前进,逐渐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不合理之处进行调整,从而达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实现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方式。然而,由于国情不同,在实行各自改革的过程中,各国也从实践中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变革路径。相对于中、越、老三国,古巴和朝鲜的变革启动较为滞后,而且幅度也相对较小,但其坚持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是明确的。以下将通过比较五国启动变革时间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系统变革的异同,展示各国正在进行的独立探索。

　　1.启动变革时间的差异和对变革的不同认识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正式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40年的历程。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改革范围全面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外交等各个领域,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制度方面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理论方面形成了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南自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六大正式开始社会主义革新进程,老挝的革新起步于1986年11月召开的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越、老两国都在当年召开的党代会上提出:革新首先是思维的革新,要重新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国的社会主义,并对建立新政权后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作了全面、深刻的检讨,纠正了不尊重客观现实、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为革新扫除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越南理论家认为:“越南的革新是全面性的改革,它以经济革新开始,发展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革新;是从路线到政策、从国内政策到对外政策的革新;是从思维、认识、思想的革新到实践的革新。”(〔越〕杨富协:《越南革新过程的一些特点》,郑一明、潘金娥主编:《中越两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0-115页)与此同时,越南也使用“改革”一词,但仅用于某些领域的变革,如“行政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可见,越南认为“革新”比“改革”更为广泛和深入,它是对原有体制各个方面进行彻底的革命。越南理论家同时也强调:“越南的革新是在越南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与此同时,越南共产党也要不断进行自我革新,这是越南社会主义革新事业成败的关键。”(〔越〕杨富协:《越南革新过程的一些特点》,郑一明、潘金娥主编:《中越两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0-115页)由于老挝人民革命党长期得到越南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甚至其十大前的各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是在越南理论家帮助下完成的,因此老挝革新的思路在2016年十大之前与越南非常相似,而十大报告也参考了中国的建议。与中国相类似,越、老两国的革新也都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之后逐步扩大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再进一步发展到政治、文化和外交等所有领域。

　　相比之下,距离美国只有200多公里的古巴,由于地缘政治原因,并且由于长期受到美国的封锁,一向把反抗美国的干涉和保卫本国社会主义制度作为首要目标。直到2011年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古巴才正式启动“经济更新”(update)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古巴不使用“改革”(reform)这个词,而常常使用“变革”或“变化”。据古巴学者说,古巴尽量避免使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越南使用的“革新开放”,而提出“更新”经济模式,以示区别。古巴领导人强调,古巴不会抄袭任何其他国家的模式,古巴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具有古巴特色的”“土生土长的”(徐世澄:《古巴,开始了这样的改革》,《新京报》2011年6月11日)。可见,古巴的“经济更新”有很具体的内涵,即变革的目标仅仅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升级”而不是改变其根本,而且范围仅限于经济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巴问题专家徐世澄认为:“比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越南的‘革新开放’,相同之处是:经济改革(变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经济改革(变革)都是在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有关改革(变革)的政策都是根据本国的特点来制定的。不同之处是:古巴依然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而中国和越南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徐世澄:《古巴,开始了这样的改革》,《新京报》2011年6月11日)除了上述四国外,朝鲜至今仍坚称以本国的特殊方式建设“朝鲜式社会主义强盛大国”。尽管朝鲜过去几十年来的政策有所变化,但官方从未采用“改革”或“革新”的表述,而只是使用“调改和完善社会主义”。可见,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各国根据本国国情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2.经济体制改革的异同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形成。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不断发展和完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为“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提出“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并“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提出了政府与市场应发挥不同作用,强调“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同时“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八大强调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见,中共党的文件中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但其前提有两点:一是市场的作用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二是市场只在资源配置领域发挥作用。只有同时满足这两点,才能保证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越南和老挝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革新目标。2016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含义:“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和同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经济体制,同时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与国家的每个发展阶段相符合;它是在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管理下、由越南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且融入国际的市场经济体制,旨在实现‘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目标;它具有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符的进步的生产关系;它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济成分,其中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私人经济是经济的重要动力;各种经济成分的主体平等,依法合作和竞争;市场在有效调配资源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是解放生产力的主要动力;国家资源要根据战略、规划和计划并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分配。”(越南共产党:《越共十二大政治报告》,越南共产党电子报网站:http://dangcongsan.vn/tu-lieu-van-kien/van-kien-dang/van-kien-dai-hoi/khoa-xii/doc-3331201610175046.html)2017年5月召开的越共十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同时还通过了《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结构重组并提升其经营效果》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动力》两项决议。全会提出,使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成为越南经济发展道路上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会议闭幕时强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的战略任务,是助推经济社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突破口(http://news.21cn.com/hotnews/a/2017/0512/07/32255473.shtml.)。

　　老挝人民革命党(以下简称“老挝党”)四大提出,调整经济管理机制,正确处理商品和货币关系,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潜力。老挝党五大、六大、七大和八大均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在政府调控和管理下遵循市场机制开展经营,各种经济成分相互竞争与合作,在法律面前平等。老挝党八大提出了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并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发展经济,其九大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目标,同时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发展(参见王璐瑶:《老挝人民革命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当代世界》2015年第8期)。老挝党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并不对立,与此同时也强调,老挝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老挝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前和长期的重要任务。老挝党十大通过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和《2016-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2030年发展愿景》,提出了老挝中长期发展目标,即:加强党的领导,保证社会主义的革新方向,坚持有原则的全面革新开放路线不动摇;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力争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75%以上,到2020年摆脱最不发达国家状态(参见潘金娥:《老挝:掀开神秘面纱,迎接发展新机遇》,《世界知识》2016年第23期)。

　　当前,越、老两国也在探讨如何才能平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与中国不同的是,越南和老挝认为,两国当前都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就是说,还未迈入社会主义阶段,因而可以更加灵活地采取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如大力发展私人经济和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等。目前越南私营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0%以上,但越南经济学家依然认为国有经济比例过高,因而要积极推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让更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市场。因此,越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让“私人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力”,要求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古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与调整,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自2008年劳尔·卡斯特罗主政以来,开启了关于古巴未来的全民大讨论。最终,这场在古巴国内空前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大体确定了以下三个发展的主攻方向:一是减少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对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管理方式进行必要的改革与调整;二是重组国家机器,促进国家行政机构的现代化;三是解除限制古巴居民机会的各种禁令,如放开私人购车、购房市场,颁布新移民法,改善居民生活状况,促进私人投资等。2011年4月召开的古共六大通过了《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在阐述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性质与目的时强调,古巴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完善和“更新”经济与社会模式,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经济制度、体制和机制方面,《纲要》指出,古巴未来仍将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导,并适当考虑市场因素的作用;逐步实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适度放权,赋予国有企业更多自主权;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力争调整就业结构,削减国有部门岗位,减少国有部门冗员,扩大非国有部门的就业岗位,鼓励私营经济发展,扩大个体户、承包、租赁、合作社、外资等所有制形式,扩大个体劳动者的活动范围,并向其提供银行贷款,允许其进入原材料批发市场等。自此,古巴进入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历史新阶段(参见贺钦:《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历史路径与现实挑战》,《改革与战略》2014年第8期)。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金正日主政朝鲜后,朝鲜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和改善经济管理的措施,但这种措施不具有连贯性。对此,有学者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朝鲜的经济改革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更大(参见曾光辉:《朝鲜推行经济改革的原因分析》,《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4期)。朝鲜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始于国营企业的重组、经济计划制定方法的改变,其后是企业管理方法的变化、价格及工资的调整。国营企业的重组从1999开始一直持续到2001年。与此同时,在以往量化指标的基础上,逐步向重视质量指标、货币指标的计划化方向转变。金正恩时代的朝鲜经济政策继承了金正日时代经济改革措施的特点(参见〔日〕三村光弘:《冷战格局下的朝鲜经济改革》,王静译,《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但其执政后在经济领域也采取了一些创新措施,提出了“朝鲜式经济管理方法”,要求在工业领域实行“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即“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工厂企业拥有实际的经营权,创造性地开展企业活动,执行党和国家的任务,发挥劳动者作为生产和管理的主人的责任和作用”,企业“要行使产品开发权、质量管理权、人才管理权等”。在农村,在原有的“分组管理制”框架内实行“土地责任担当制”,“打破平均主义”。在对外经济方面,颁布了《经济开发区法》,宣布在全国各地成立19个经济开发区,进行对外招商引资。朝鲜的这些新经济措施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有人将其称为“改革开放”,但朝鲜从未如此贴标签(http://xhgj.api.zhongguowangshi.com/wap/share.aspx?clientApp=104&docid=87686&channel=sina.)。朝鲜社会科学院(KASS)经济研究所教授李基松(音)于2013年5月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表示,朝鲜已实施“土地担当制”或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并给予农户对于超额农作物的处置权;朝鲜国有企业已实行新独立的核算制度(参见李圣华、权哲男:《朝鲜农业改革探析》,《东疆学刊》2016年第3期)。

　　3.各国政治系统变革的异同

　　由于吸取了苏联与东欧各国先行推出政治体制的变革而导致失败的教训,现有社会主义各国对政治体制的变革都较为谨慎,但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首先,从五国现行宪法对国家政治制度相关条款的规定来看,其内容有五个共同点:一是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二是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三是民主集中制是国家机构的运行原则;四是加强法制、依法治国;五是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款。五国宪法规定内容的差异表现在:一是除了老挝规定本国是“人民民主国家”外,其他四国宪法都规定本国为“社会主义国家”;二是只有中国和朝鲜保留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性质的提法,而越南和老挝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目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http://moj.gov.vn/vbpq/lists/vn%20bn%20php%20lut/view_detail.aspx?itemid=28814;《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宪法》(2003年),许宝友主编:《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92页;《古巴共和国宪法》,许宝友主编:《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42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许宝友主编:《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18-120页。)。

　　其次,从各国政治系统变革的实践来看,各国从行政改革开始,逐渐扩大到政治体制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四位一体”的基本政治制度。越南和老挝在社会民主化方面成效显著,通过改革选举制度、实行质询制度和信息公开等措施,国会日益成为人民表达意见、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与此同时,各国执政党都强调执政党建设。例如,中国共产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越南和老挝除了主张“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还注重强调“革新党的领导方式”,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把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纳入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内,以理顺“党领导、国家管理、人民做主”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实现“法治”代替“党治”的目标。尽管这些改革措施引起了外界不少关注,但在社会民主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越南党内出现了政治思想和道德作风蜕化、党内“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等危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2016年10月召开的越共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建设和整顿党,制止和打击思想政治、道德和生活作风蜕化以及内部“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等现象的决议》,指出:“为数不少的党员干部在思想政治、道德和生活作风上的蜕化状况不但没有得到遏制,而且变得更加隐蔽、复杂,这些问题损害了党的领导地位,降低了人民对党的信任,直接威胁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参见越南共产党电子报,2016年10月30日)。相比之下,由于受到美国禁运和制裁等原因,古巴和朝鲜则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更加谨慎,始终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的破坏与干涉,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举。尤其是朝鲜,始终强调建设“思想政治强国”,始终把先军政治和建设“军事强国”作为维护本国政治制度的重要保障。

　　可见,在政治体制变革方面,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坚持独立探索,但其复杂程度远远大于经济体制的变革,成功与否还难以给出明确答案。各国实践的差异性也是明显的。

　　二、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创新理论

　　社会主义五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方面,都非常注重理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另一方面,它们都依据本国特点和时代特征,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既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同时又对本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发挥指导和引领作用。

　　在中国,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习近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2011年6月21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改革实践相结合,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观点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越南,1991年召开的越共七大首次提出了胡志明思想,并在此之后不断挖掘和丰富其内涵。越南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胡志明思想共同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革新以来,越南强调要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越南的实践,并通过总结和实践,形成了越南对本国当前阶段——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段性定位,以及现阶段越南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内涵、政治和经济革新的理论认识,即“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在2016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二大的相关文件中,对上述理论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定性内涵(参见潘金娥:《越共十二大提出革新发展“九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31日)。当前,越南理论界正致力于将本国的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化。

　　在老挝,1989年10月,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夕和国际局势动荡的情况下,老挝人民革命党及时召开了四届八中全会,提出革新的“六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坚持马列主义是党的思想基础、坚持党的领导是一切胜利的决定因素、坚持在集中原则基础上发扬民主、增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和效力、坚持真正的爱国主义与纯洁的国际主义相结合(参见纪大为、方文:《浅论老挝的马克思主义之路》,《黑河学刊》2014年第5期)。“六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为老挝革新事业提供了方向性的根本保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2011年召开的老挝党九大上,提出老挝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2016年1月召开的老挝党十大首次提出以老挝开国领袖命名的“凯山·丰威汉思想”,并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为老挝党的指导思想。

　　在古巴,1997年10月,古巴共产党在古共五大的中心文件《团结、民主和捍卫人权的党》中首次提出“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表述,并将其同马列主义、马蒂学说一起列为古巴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古巴特色的“马列主义、何塞·马蒂学说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体系。作为古巴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根基,其核心要义是争取民族独立、倡导社会公正、主张国际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人民的自决权。由于古巴革命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古巴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鲜明的民族性。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古巴反帝国主义及新自由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全球化、反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理论与现实问题上;而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将马克思主义同古巴民族精神和思想传统的结合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建立了基本符合本国国情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与生态制度。2006年11月,国际环保非政府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一份报告充分肯定了古巴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称古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参见潘金娥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朝鲜劳动党以“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被看作是一个包括主体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全面完整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作为世界观的主体思想,作为革命理论的反帝反封建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先军革命理论,作为领导方法的领导原则、领导体系和领导艺术(参见潘金娥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35页)。根据金正日的阐述,主体思想是金日成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站在主体的立场上,根据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人出现的新时代的要求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创立的。金日成认为,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是朝鲜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成果与精髓,既来源于朝鲜的社会主义实践,又对朝鲜的社会主义实践起指导作用。而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三大革命是推进朝鲜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其中思想革命是先行任务,技术革命是中心任务,文化革命是完成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必要条件(参见潘金娥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52页)。

　　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克服新挑战,聚集新动力

　　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的变革历程可以发现,道路方向的改变将导致变革的失败,而坚持既定的方向,并结合本国国情做出适当调整的变革,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社会主义五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独立探索,并且在探索中总结出新的理论认识,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和发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各国共产党应在具体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从各国的实践成果来看,中国、越南和老挝的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改变了国家的落后面貌,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中,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9000美元,越南和老挝都达到2400多美元。如果用世界银行2018财年的最新标准,人均GDP超过1005美元即可被列为中低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来衡量(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High_income.),这些国家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所需时间之短、发展速度之快远远超过西方国家。尤其是在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所坚持的宏观调控政策,保证了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各国年均增长速度在5—9%之间,远远高于世界经济2%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尤其是高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越南和老挝则被看成具有吸引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古巴和朝鲜面对美国和西方的制裁,虽变革进程举步艰难,但它们在教育、医疗、环保和某些科技领域的发展被世界所认可,特别是古巴,被称为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综观世界格局,尽管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社会主义运动或称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尼泊尔、南非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取得了执政地位或扩大了在议会中的议席,而西方左翼运动也有增无减,但从总体上看,世界“资强社弱”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浪潮影响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走向和发展前景,除了受到本国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外,还将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

　　从目前来看,美国仍旧是超级大国。在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改变了多年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政策,先后与古巴建立了外交关系、全面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并对老挝投入更多的关注,还以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一被包装为经济合作而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的机制为诱饵,试图通过把越南纳入美国主导的制度安排,最终实现改变其政治制度的目的。这种对社会主义国家由实施对抗性的封锁转变为将其纳入西方制度安排从而达到将其“和平演变”的目的方式具有更强的欺骗性,也具有更加险恶的攻击性和诱惑力。美国古巴问题专家C·梅萨-拉戈在其文章中透露: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访问古巴时,在致古巴人民的信中强调,古巴的未来只掌握在古巴人民手中,古巴不应害怕来自美国的威胁,不应害怕改变,而应接受改变。他的讲话震惊了古巴政府,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个表示反对,并揭露了美国伤害古巴的种种事实。这些情况充分证明:美国改变了方式,但没有改变目标。因此,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共七大期间强调,美古关系的新形势使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空前挑战;美国希望主导全球,因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警觉,美国正试图通过我们更难对付的方式调整此前的对古敌对战略。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更加具有欺骗性的威胁。

　　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各种互联网平台、社交网络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对现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和价值渗透的新型传播途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依然存在。各种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及其所引发的难民问题,伴随着民粹主义反建制反传统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这些新的特点,对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乃至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既是新的挑战,也蕴含着机遇。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心脏地带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再次唤起西方社会底层民众的觉醒,并且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产生了越来越持久和深入的影响,资本主义世界“黑天鹅事件”频发。我们有理由相信,酝酿在西方社会中的社会主义萌芽正在慢慢生长,社会主义运动将不断积聚复苏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推动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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