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春雷：制度也需改革开放

魏春雷：制度也需改革开放

　　最近，有两类新闻事件占据着中国媒体的显著位置：一类是一连串的腐败大案或审结公布，或立案调查，如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案、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案、中国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案、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统战部原部长宋晨光案；另一类是倍受社会关注的中央部委“三公”经费公开，在国务院规定的公布时限后，大多数部委才陆续公布自家“三公”经费使用情况。将这两类事件放在一起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制度转变，从封闭到开放的光谱式分布状况。

　　腐败案件的不断涌现提醒人们：官员是有着个人私欲的公共行为者。如同美国建国先贤联邦党人所言：“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所以，反腐败要重视制度建设，要让一个好的制度把坏人变成好人，而不要让一个坏制度把好人变成坏人。但是，与前些年讨论“人治”与“法治”关系问题时曾出现的一种声音相似，在“制度”与“人”的关系上，同样有一种观点认为，再好的制度也要由人来执行，如果不得其人，好制度也不会起到好作用。不过，这样的观点，显然忽略了制度得以存在和运行的外部环境。

　　在现代社会，一项制度应由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构成，二者的关系决定着制度的运行状况。认为“人”的因素对制度的成败起决定作用的观点，误把制度仅看作是部门、单位内部的事，而与部门、单位以外的人无关。这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习惯，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长久的传统。然而，在现代公共生活中，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一部分人自己的事，而是大家的事。部门、单位以外的人的发言权，就是制度的外部环境。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如何发挥外部环境的作用，使之成为制度的一部分，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制度要“得其人”这只是成功的一半，是内部环境；制度还要得到公众和舆论的参与，这是外部环境。有了这个外部环境，即使不“得其人”，制度也具有较强的纠错能力，不致于积重难返。这是由现代社会利益分化的现状决定的。可以说，外部环境越优良，公众和舆论的监督权实现得越充分，执行制度的人才会越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行政才能越有效率，才能实现“让一个好制度把坏人变成好人”的愿望。

　　不再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

　　如果说以往的反腐败只关注制度内部建设，注重政府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监督，陷入“狗咬尾巴”的困局，那么今后的反腐败工作则应着力于补充、发育外部环境，不再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去解决开放社会下的问题，减少制度运行中“人”的因素的影响，进而为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基本的条件，使人的自觉和坚持变得有意义。否则，在一个没有外界参与的封闭环境下，良与不肖恐怕很难区分，好人吃亏，甚至逼良为娼都会成为可能。

　　因此，中央部委公布“三公”经费，是在引入外部环境参与制度运行的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公布之后的任务更艰巨，如何削减不合理的“三公”支出，并以此为突破口建立财政预算的硬约束，是下一步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大多数部委在此次“三公”经费公开中姗姗来迟的表现，则说明公共权力部门化的问题已经上了台面。之所以迟迟不公开，归根结底还是把它当作难以启齿、不足为外人道的“家里事”，而不是当作公共事务来处理。

　　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几千年来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制度在其初期一般都运行良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逐渐变得失去效用。而时人也并非不能发现问题的所在，却总是不能及时改变，及至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边缘，才会叠床架屋，另设一套制度。造成这种历史惯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传统政治下的官僚士大夫把民众看作需要教化的子民，因而没有能力参与权力的运作。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企图改变现状的努力，都会对既得利益者造成威胁，因而招致反对。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仅靠政府内部的力量来推动改革，其难度可想而知。

　　在当今时代，欲破除这样的历史惯性，破解制度改革中遇到的将公共事务私人化，将公共权力个人化、部门化的难题，就需要变封闭的制度为开放的制度，引入社会参与，从而摆脱寄希望于好人好运、把国运兴衰付之于偶然因素的历史循环。
 
 

来源: 共识网—读者推荐 | 来源日期：2011年8月15日 |    作者:魏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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