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之声：具有中国特色的多主义社会

匹夫之声：具有中国特色的多主义社会

　　在《“变”与“不变”的辩证认识》一文中，谬一轮先生提出的“社会主义准备阶段”的概念，我认为具有理论创新性质，由此产生了对当代中国是什么主义社会的思考。

　　官方话语说，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到了今天，人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疑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甭管它有多“初级”，它还是“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社会到底有多“社会主义”？我们不妨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并未将其完全摒弃，如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来鉴别一番。

　　先说生产资料公有制。

　　现在实行叫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所谓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现实中就是，国有企业在政策、资源、市场占尽先机，一家独大。政府或以关乎国计民生，或以自然垄断为由，或简直毫无理由，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乃至一些非重要行业，对民营经济实行排他性的市场准入政策、歧视性的银行信贷政策，致使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又兼某些国企挟垄断之威，简直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打压民企几乎到了毫无道德可言的地步，于是才有国进民退的市场判断。

　　为说明问题，我在这里用些笔墨举2010。11。25《南方周末》报道的一个案例。

　　2001年为贯彻江西省经济发展战略，南昌市急于建设经济开发区。开发区管委会提出，让江西省电力公司（后改为国家电网江西公司）建设为开发区供电的变电站，遭拒。开发区管委乃向江西省电力公司申请招商引资自建，获准。且批准文件中写道：希望开发区电网做好规划工作……使其不仅作为一流投资环境的设施吸引外资，而且“本身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于是管委会赴广东中山招商，有德籍商人Wiemer和另一郭姓中国商人愿投资该项目，遂成立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区电力公司”）。Wiemer、郭先生和开发区分别持有该公司30%、30%和40%的股份。

　　在合作初期，对外来资本，南昌市政府给予了最大程度的热情，以致Wiemer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国王”来到了陌生的土地，“有鲜花、有掌声，还有大领导的接见”。

　　2003年变电站建成。然而，就在“一切就绪，只欠通电”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江西省电力公司不同意其接电。江西省电力公司出尔反尔，意在染指。无奈，管委会只得从自己的40%的股份中转让32%给了江西省电力公司。电站遂通电。

　　问题到此远未结束。在电价上江西省电力公司又做起了文章——不同意开发区电力公司享受低于零售价的“批发电价”。如此，意味着开发区电力公司只赔不赚，而作为股东的江西省电力公司又是电的卖家，当然只赚不赔。只赔不赚的只有开发区电力公司的其他股东。

　　在开发区电力公司处于亏损经营的状况下，江西省电力公司趁Wiemer方和郭方两股东发生龃龉之机，以高出原投资两倍的价格购得郭先生30%全部股权，遂拥有62%股权，处于绝对的优势。

　　但这似乎并不能满足江西省电力公司的胃口。2009年初，江西省电力公司提出，要将开发区管委会所持有的8%的股权也收入囊中。

　　对此不仅Wiemer不同意，连管委会也不同意。在江西省电力公司向南昌市政府施压的情况下，Wiemer退而提出，由他和江西省电力公司均分，各购买管委会4%的股权，以免让江西省电力公司拥有超过2/3的绝对多数股权。但南昌市政府一反当初对外来投资者的礼遇有加的态度，完全无视Wiemer的利益和要求，决定管委会8%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江西省电力公司，使其拥有开发区电力公司70%的股份，绝对控股。

　　最终结果是，Wiemer被彻底边缘化，完全失去了对公司的经营权。开发区电力公司已经国企化。Wiemer对江西省电力公司的抗争被形容为“蚂蚁和大象的战争”。

　　公司2009年的纯利润是600多万，2010年的利润超过1000万。但这对Wiemer毫无意义——大股东江西省电力公司不分红。Wiemer这笔投资已成鸡肋。

　　在这一案例中政府和国企表现出的失信与不义到了何等的程度！

　　这绝不是孤立的个案。

　　中石油、中石化这两家石油巨无霸对民营加油站的打压，已使民企进入石油零售领域望而却步，少数已经进入的民企或被迫退出或苟延残喘。

　　山西省以整顿煤碳产业为名，迫使民企大量退出煤炭产业，使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以致有的省份政府警告本省商人谨慎投资山西。

　　即使在非自然垄断的经济领域，国企或竭力维护其垄断地位，或攻城略地，蚕食民企。

　　前者如盐业、烟草业、出租车业。

　　食盐，既非关乎国计民生，又非自然垄断，有何必要专营？而且，盐业垄断弊端多多。无非是食盐从生产到最终消费悬殊差价的巨大利益，使得和盐务管理局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盐业总公司成为了盐业打破垄断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

　　烟草行业也是一样。上网查，中国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就是同一个网站，集裁判和运动员于一身，难怪烟草公司一个科级干部的年薪就达30万。权力加垄断，就是这么牛！可以肯定，对于改革烟草专卖的垄断体制，专卖局和总公司必然反对——谁肯轻易放弃私利。

　　之前发生的杭州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又一次使出租车行业垄断的市场现状进入人们的视野。那个荒唐甚至万恶的排他性出租车市场准入政策，除了为了让政府多了一项权力寻租的空间和可能，及造就数十万“骆驼祥子”之外，还有其他存在的理由吗？如果出租车公司是国企，那说这个国企的资产是生产资料，也太勉强了吧。这样的国企除了剥削的哥，还有什么必要的功能？那些“红顶”的私人出租车公司和政府又是什么关系？对改变出租车垄断经营体制这一几乎零成本的改革顽固拒绝，简直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耻辱！

　　后者如中粮集团。

　　2011。06。16《南方周末》评论员李铁的文章说，2009年7月央企巨无霸中粮集团持股70%的公司即已成为蒙牛的第一大股东。中粮集团除了在食品行业频频出手外，还在房地产、酒店、期货、保险，甚至机电、建材纺织等行业都有涉足。

　　文章说，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市场经济并不完全排斥国企，但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于国企的定位还是取得了相当的共识。他们奉行一条原则：国企能退出的尽量退出，只有在私人无法做或做不好的领域，不得已才由国家或政府去做。

　　反观我国的国企，几乎都是暴利行业大鳄，国有四大银行、石油三雄、移动联通、高速公路，都进入了世界顶级盈利企业之列，遗憾的是，他们凭的是利率储低贷高、各种名目的收费、油价和话费高于美国、天价且无休止的路桥费等等，与民争利，赚的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

　　而且政府国企官商一体，几乎就是自定政策以自肥。“政策预案”规定垄断央企上交利润为30%，而实际仅为区区15%。否则，何来垄断国企员工的高福利，高管的高薪酬？

　　现今中国的国企，本质上已经是全民财产少数权贵所有化，成为少数人时段性的私产，成为他们掠夺百姓财富的工具。有人称国企为“共和国的长子”，它这个“长子”有多少对穷弟妹的爱心？

　　这样的“以公有制为主体”还能算是社会主义的标志吗？如果算是社会主义的标志，那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好的社会主义吗？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亦是如此。美国社会不“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如何能够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GDP的提升，不能作为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之一。

　　三十年的改革，是消灭剥削，还是再造剥削？十七大报告有“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表述。“资本”参与分配是什么？“财产性收入”是什么？在境外，资本盈利叫剥削，在中国就成了善举？当然，“剥削”不是好字眼，但也不是非黑即白的坏。比如，对于一个失业的人来说，恐怕他就想找个工作糊口，受剥削也比没工作强。

　　况且同是受剥削，情况却可能大有不同。

　　据高放教授在《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百年分合》（2007。05。31《南方周末》）里所说，瑞典国家94%的生产资料集中在一百家大资本家手中，国家股票三分之二由占瑞典人口2%的富豪控制。瑞典工人阶级被剥削是无疑的了。

　　但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瑞典政府通过高额税收的办法把社会化劳动成果中的相当一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用于全民福利。瑞典的劳动者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于工资总额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在二战初期为1：1，1960年代为2：1，1970年代为3：1，有些年头甚至超过4：1，劳动者的收入逐年提高。

　　我们再看中国。上海学者王炼利的文章《解析财政部关于“劳动报酬占比”的解释》（2010。05。21凤凰网财经）中提供的数据如下：上海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劳动报酬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52年为5。6%；1965年为4。3%；1970~1978年为2。8%~3%；1988年为6。4%。王炼利认为全国工业职工的这一比值应低于上海，这合乎情理。2007年，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次职工调查的工资数，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职工报酬占制造业产值的份额仅为3。2%。民企的劳动者报酬不会高于国企。而联合国的数据库反映，工资支出占工业（制造业）产值的比重，美国为16。2%（2002年）；委内瑞拉最低，为4。5%（1998年）。可见，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在世界垫底，且在五十多年中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在徘徊中下降。

　　结论只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不仅没有消灭剥削，反而剥削进一步恶化。

　　改革开放，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两极分化。中国的人均收入排世界100名之后，贫富差距之大却“光荣”雄踞世界之最。“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至2007年，我国20%的高收入家庭占有储蓄存款的64。4%，个别年份达到76%。如果一个国家财富的大部分被极少数人所占有，那么消费率低得离谱也就成为必然。官商结合、权钱交易的趋势愈显，社会天平进一步倾斜，致使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之大已成世界之最”（丛亚平《中国财富集中度超美贫富差距已成世界之最》2010。02。02董事会网）。

　　“共同富裕”，现在看来，恐是中国人永远达不到的地平线。

　　据此就否认中国是社会主义，理由也不充分。中国说是要摆脱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摆脱干净了吗？一党执政、高度集权、党政不分、党指挥枪、城乡二元、低自由、低福利，又是典型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按无论新、老社会主义的标准衡量，又有非社会主义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今中国社会按秦晖教授的话是【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秦晖《有没有“中国模式”？》）的社会；或按杨晓刚先生的提法，叫【左的集权体制模式加上右的自私思想】（杨晓刚《与方绍伟先生谈儒家宪政问题》）主义。

　　实际上中国官方的主流意识，还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即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才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而加以固守，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张全景等对于前苏联剧变、苏共垮台无限惋惜。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共将中国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定为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

　　还是在上述文章中，高放教授认为，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但和共产党同根同生的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瑞典生长出了社会主义因素，而且，即使在没有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也有“有所增长的社会主义因素”，高放教授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这简直就是社会主义已经沦落到需要资本主义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

　　现实中矛盾的是，为维持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又不得不吸取资本主义的很多做法。高放教授说中国模式是四种模式的混合——中国的、苏联的、美国的、欧盟的。是个四不像的模式。如“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模式现在真的掺杂着美国模式的东西。最明显的，社会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社会主义不应该有这么严重的两极分化，最近的消息说，中国的亿万富翁接近六十万人了。比美国多得多。我们的官员腐败超过美国，美国的官员没有我们腐败得这么严重。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完全采取华尔街模式，报纸公布，保险公司总经理一年六千多万元收入。这是美国模式的东西”（《中国模式是一个混合体》2011。06。30，《南方周末》）。高放教授说的符合实际。

　　我也赞同山东大学王建民教授的观点：“社会主义不应自己画地为牢。这有两个意思，一是不拒绝从各种思想流派包括敌对的流派中吸取营养；二是不把某种制度模式绝对化。‘为什么瑞典不可以叫做社会主义？’瑞典全民从摇篮到坟墓国家全包，贫富差距小，工人阶级是民社党的重要基础，其纲领里写明马克思主义是其思想来源之一”（王建民《社会主义不应画地为牢》2011。06。23《南方周末》）。

　　当然，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并非绝对画地为牢。中国的权力者“吸取营养”是有选择的。外国的对权贵有利的，就吸取，或叫与国际接轨。比如银行收费、国企高管薪酬；对政府不利、对老百姓有利的，就不接轨。比如政府行政管理费和用于民生的部分占国家财政的比重，就不接轨。再往具体说，三公消费、高速公路收费都不接轨。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如此。接轨叫开放，不接轨叫特色，如此而已。

　　所以，当今中国社会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行；叫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也无不可。既然有“社会资本主义”一说，也不妨叫做“资本社会主义”。或者说它什么都不是，干脆就叫中国特色多主义社会算了。

　　这个中国特色多主义社会向何处去，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来源: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来源日期：2011年8月10日 |   作者:匹夫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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