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民主的最大死敌是“民主化”作者

方绍伟：民主的最大死敌是“民主化”作者

原标题：突尼斯独裁者的“基因悲剧”---“产权国家论”如何分析独裁的崩溃？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人快死了，“钱”还没花完。这是许多君主和独裁者的人生悲剧。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命消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在国家政治上，“无命消受”并不仅仅指君主和独裁者的“生命”，因为如果能够“子孙满堂”，君主和独裁者的权力还能传给下一代，这就是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的“子承父业”、“继承大统”。但是，我们从历史中也看到，“消受”还有比“生命”更严酷的要求，那就是驾驭政权的“德能”。“无能消受”和“晚节不保”当然不行，但“无后消受”和“子孙不肖”也同样不行。

　　“产权国家论”把君主和独裁者的这种人生悲剧，称之为“基因悲剧”，即国家治理对“德能”的高要求，与家族狭小的“基因库”导致“德能”供给不足的矛盾悲剧。显然，“基因悲剧”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它是“绝对君主制”和“现代独裁制”所必然面临的“制度问题”。在“独裁者为何长命百岁？”一文里我曾经分析了，“绝对君主制”和“现代独裁制”独特的制度结构，使得君主和独裁者能够用“私人物品”来延长“政治生存”。但不管君主和独裁者有多大的强权优势，“基因悲剧”终究是“绝对君主制”和“现代独裁制”的“死穴”或“阿基里斯之踵”。

　　1，本o阿里“何德何能”？

　　苍天有眼，突尼斯独裁者本o阿里这回赶上了。本o阿里是“无能消受”，是“无后消受”，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呢？

　　在本o阿里垮台之前，突尼斯名义上是一个“多党民主制”国家，实质上却是一个“现代独裁制”国家。突尼斯是与意大利隔海相望的北非小国，由于地理位置独特，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先是经历了穆斯林的洗礼，后又成了法国的保护领地。1956年独立后，国王被废黜，布尔吉巴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并于1975年成为“终身总统”。1987年，军人出身且受过高等教育的总理本·阿里政变成功，布尔吉巴“被”宣布“因健康原因”下台，另一种“终身总统”的“演出又开始了”。

　　本·阿里当年的政变很少有人再提起。问题是，开“终身总统”先河的布尔吉巴，那时就没想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吗？当然想过，布尔吉巴只有一个儿子，子随父名，叫哈比卜·小布尔吉巴。可惜小布尔吉巴是外交官出身，曾任突尼斯驻法、美、意等国大使和外交部长，最终还是没能敌过军人出身的本·阿里。当年，突尼斯外债加通胀的经济危机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暴动也帮了本·阿里的忙，这当然是迷信过“计划经济”的布尔吉巴本人的“基因悲剧”。

　　现代的独裁者有时比古代的君王表现得更加无奈和残暴，其残暴往往是出于无奈，其无奈则往往无法因其残暴而消失（如伊拉克的萨达姆）。其原因就在于，一方面，独裁者的权力往往受到了“名义制度”和“外部势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在“家族继承”的合法性上，“现代独裁制”受到了比“绝对君主制”更强大的现代观念的挑战。

　　本·阿里也不能例外。在上台后，他对外延续了突尼斯的平衡外交（本·阿里曾任驻摩洛哥和西班牙武官、驻波兰大使），对内则强化总统的权力，竭力收拾前总统的经济烂摊子（并且颇有成效）。为了站稳脚跟，他不得不“软硬兼施”，对其他势力作出妥协。他在1994年、1999年、2004年和2009年四次连选连任，但突尼斯的多党民主进程并没有因为他的专权而中止。

　　一方面，“换汤不换药”，本·阿里用“取消对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和“提高总统候选人年龄上限”的手法，来取代“终身总统”的先例。但在另一方面，1994年突尼斯首次实行多党议会选举；2002年的首次全民公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改一院制为两院制，并于2005年举行首次参议员选举；199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和选举法扩大了参选范围，实现了1999年首次多党参加的总统选举。正当政治局势处于微妙的均衡之时，去年12月开始，由“自焚事件”引爆的全国性骚乱抗议事件，却最终迫使本·阿里在今年1月14日弃权出逃，这种事态在阿拉伯国家中还史无前例，阿拉伯社会和西方社会都大感意外。

　　但是，本·阿里的“基因悲剧”却与他所推翻的布尔吉巴如出一辙：同样是经济危机，同样是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在这些“无能消受”之外，也同样有“无后消受”的大问题。同样是二婚一子，前总统布尔吉巴，好歹还有个任外长的儿子。本·阿里有五女一子，儿子却只有六岁。更糟糕的是，本·阿里的第二个妻子还是个“不省油的灯”，她贪婪成性，家族的腐败案被“维基”在网上连连曝光，闹得民怨沸腾。此次出逃，据传她还带走了一吨以上的黄金。

　　2，“我也老了，无所谓”

　　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把独裁者的垮台主要归之于“无命消受”的“基因悲剧”？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非常肯定的。本·阿里“晚节不保”的最“昏庸无能”的表现是，在全国骚乱开始的时候，他的反应完全已经老迈迟钝；在全国骚乱进入危急的时刻，他则居然公开宣布不再谋求连任。许多人把这个信息解读成了本·阿里对民主的妥协、对民众的安抚。可就像许多人把“自焚事件”解读成了本·阿里垮台的“导火线”一样，这显然是一个“常识必犯的错误”。

　　“适者生存”是自然和社会的必然逻辑，这么说当然不是承认“强权即真理”，而仅仅是说“丛林法则”必有其可被解剖的规律（分析“丛林法则”与说“丛林法则”好象是两回事）。人性之险恶，要求统治者必须有能力判断什么时候“见好就上”或“见好就收”，什么时候又“见坏就上”或“见坏就逃”。本·阿里当年政变的时候“见好就上”，与民主妥协的时候“见好就收”。可他的老迈无能之处是，在事态要求他“见坏就上”的时候，他偏偏选择了“见坏就逃”---宣布不再连任。

　　政治是一个“预期”的游戏，愿望和现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以为政权还是你的，和你实际上将控制着政权，两者差别极大。“见坏就逃”不是对民主的妥协和对民众的安抚，民主在可以不妥协时从来不会妥协，民众在可以不接受安抚时从来不接受安抚。“见坏就逃”最终与其说是本·阿里的一个错误，还不如说是他的一种无能。这位军人出身的独裁者在宣布不再连任时，等于给军队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快完了，我很快就不再是你们的头领了！1月13日晚一宣布，1月14日上午局面就失控，1月14日下午便出逃。

　　当年本·阿里对前总统说：“你老了”，如今他等于对自己的军队说：“我也老了，无所谓”。当年的一句话得了一个江山，如今同样一句话自然也要丢了江山。事实就这么简单，一句话的背后是“无能无后”的“基因悲剧”。表面上是“祸从口出”，实际上却是“祸起基因”。

　　这是一种因自家的“革命事业后继无人”而表露出来的愚蠢，即“无后的愚蠢”，也叫“人快死了钱没人继承”的“心灰意懒综合症”。所以，本·阿里垮台的“导火线”，主要是他自己“无命消受”的“见坏就逃”，其次才是“自焚事件”和骚乱抗议。

　　前总统在被迫下台时，链子就掉在“军队支持”上；现在本·阿里“自绝后路”，当然就必然“自取其辱、自我灭亡”。“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之所以昭示了“人性之险恶”，原因非常简单：有谁还会愿意冒死为一个“无能无后”和马上就要“Out的人”卖命？

　　3，天不亡“秦”，汝奈我何？

　　把独裁者的垮台主要归之于“基因悲剧”的反面论据，可以从当今朝鲜和古巴的独裁统治中找到。“基因悲剧”的逻辑很简单：有之，必垮；无之，必存。

　　多少人对朝鲜独裁者的“撒泼无赖和冥顽不灵”大惑不解：这样的“暴君”怎么就完不了？是鲜族人“怂”吗？当然不是，同样是鲜族的韩国人，其强悍举世皆知。是朝鲜官僚还不够腐败吗？更不是，特权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的润滑剂。实际上，在朝鲜这样的“现代独裁制”里，“反腐，亡党；不反，亡国”根本就不是事实，更加冷酷而令人“吐血”的现实是：政治腐败---无之，必垮；有之，必存。敛财性的家族腐败是“无德”，但收买性的政治腐败却是“有能”。政治腐败的逻辑正好与“基因悲剧”的逻辑完全相对。

　　我在“独裁者为何长命百岁？”一文里已经分析过这个“腐败的逻辑”。“基因悲剧”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无能消受”和“无后消受”，正因为有“基因悲剧”的潜在可能性，独裁者不得不以收买“官”心的政治腐败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在“政治生存的逻辑”里，这叫“用私人物品来维系政治忠诚”，也是“不腐败才要亡党亡国”和“坏的政策才是好的政治”的根本原因。

　　民主社会就不存在这样的制度结构，执政者不可能使用“私人物品”，即便把“公共物品”用到“利益集团”身上也会受到限制。潜在的执政者不通过煽动，确实很难收买选民的支持，因为用“公共物品”收买必然是“人人有份”，私情的缺乏导致了选民容易叛逆，政治忠诚的沦丧度也就更高，这就是民主选民的“叛逆代价最小化定律”。在“现代独裁制”里，由于叛逆的代价太高，所以现实存在的是“人人入党争当奴才”的“愚忠最大化定律”。这就是“刚性稳定”背后的逻辑。

　　朝鲜和古巴的局势从反面印证了“基因悲剧”对独裁统治的关键意义。一方面是独裁者还有能力维系政治忠诚。另一方面则是“老天爷打盹”，朝鲜金日成之后有金正日，金正日之后又有金正云；古巴也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之后，又出来了一个劳尔·卡斯特罗。“气数未尽”，“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天不亡“秦”，汝奈我何？

　　新加坡的情况也一样，李光耀之后有李显龙，新加坡的“高明之处”是搞“高薪养廉”和“内阁资政”（“高薪养廉”的实质就是“高薪养忠”），目前可称是“有能有后”的典型。李光耀因此鼓吹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与“西方民主”对抗。明眼人都知道，“亚洲价值”同“儒家民主”一样是鬼话，但鬼话重复一千遍就成了人话。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亚洲价值”可以用来分析，却不能用来辩护---可以说“孝顺所以集权”，却不能说“孝顺所以我该集权”。“有能有后”时瓜肯定是自家的甜，等“无能无后”时自家的月亮恐怕就圆不起来了。

　　有些人因为看到蒋介石和蒋经国之后的台湾走上了民主，现在就回过头来对蒋介石和蒋经国大加肯定，这当然不是一种“政治幼稚病”，却肯定是一种“理论幼稚病”。我们对“打民主旗号的人”要一视同仁，你生前搞独裁就是独裁，不能因为生后民主了，生前的“民主旗号”就变成可以大加肯定的，而其他人的则因为还没有民主，就“连旗号带人”一概否定。我这里要说的是，蒋介石要是没有蒋经国，台湾的民主也许在蒋介石死后就能开始，未必非得等到蒋经国之后；而如果蒋经国府中的蒋孝文、蒋孝武和蒋孝勇（即便再加上私生的章孝严和章孝慈）但凡有半点出息继承“大统”，台湾的民主未必就一定有今天的局面。蒋家王朝是“有能消受”却“无后消受”，这不是“基因悲剧”又是什么？蒋家中了“基因悲剧”而被迫民主化，岂能因此把蒋家父子说成民主的“功臣”？

　　再往更远一点的地方说，如果当年毛岸英不是死于朝鲜战场，毛岸青不是小时大脑受伤，出现了“其无后乎”的局面，毛泽东也就未必会以什么“文化大革命”来“自毁长城”（这就是我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另类解读”一文里所讨论的“权力焦虑症”），毛岸英或毛岸青的天下有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不好说了。

　　所以，“基因悲剧”的奥秘之处，就在于它在必然性中包含着扑朔迷离的偶然性，而这也是研究政治历史的乐趣。如果仅仅“以成败论英雄”，仅仅以生后的民主肯定生前的民主幌子，那历史就变成了一个“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的新娘”---新娘是性感了，可打扮者却成了“阉党”，历史也因此变得干瘪无味。

　　我在“让理论‘飞’？”一文里讨论过“理论证伪事实”的例子，本文讨论的“无后消受”的诸多故事，则可以看成“理论‘发现’事实”的例证。

　　4，民主的最大死敌是“民主化”

　　突尼斯的“基因悲剧”还远远没有到达“茉莉花革命”彻底胜利的一步。把即将到来的大选称之为“真正的民主选举”也为时过早，因为“真正的民主选举”只有在实现“两次政党轮替”之后才发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独裁的结束只是民主的开始，甚至只是社会动荡的开始，因为民主的敌人是专制，但民主的最大死敌却是“民主化”。

　　民主往往不是断送在独裁者手中，而是断送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更准确地说，民主表面上往往断送在独裁者手里，但“民主浪潮的回落”却是因为“民主化的逻辑”导致了独裁者有机可乘。“民主化的逻辑”就是在“天下为公、人人有份、无人专有”的政权决斗场上的“政治文化拼杀”(即“原发性公地悲剧”，民主巩固之后的叫“继发性公地悲剧”)。经历过“后辛亥革命”历史的中国人最有感受，如果“辛亥革命”真的像有些人所说的“胜利了”，中国的现代史还会是这个样子么？

　　随着“茉莉花革命”激起的兴奋渐渐逝去，历史老人还会重复相同的故事。康德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具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过程，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的自我实现和自由的扩大，波普则把这种思辨的历史理论看成“伪科学”，认为人类知识的进步和人类历史的过程都是不可能预言的。

　　在“合目的-规律性”与“不可预言”之间，我们对现有的“人类知识”能持多大的信心？如果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包含着可能重复的表现形式，这种信心能不能建立在理解各种“重复形式”的基础上？突尼斯最近发生的故事，也许只是为“基因悲剧”和“民主化逻辑”增添了一个“重复形式”的案例。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一兴奋，上帝也会发笑。“产权国家论”当然不是为了打击什么人的愿望，它只是为了揭示真相，尽管真相会使本来应该把它当成朋友的人，都可能纷纷把它当成了敌人。与愿望为友、与真相为敌，这也是“人性的致命诱惑”。

　　总之，“现代独裁制”或“绝对君主制”国家都逃不脱“基因悲剧”，逃脱了“基因悲剧”的就不再是“现代独裁制”或“绝对君主制”国家。独裁的逻辑很简单：“有能有后”时一定独裁，“无能无后”时想独裁也“镇不住”。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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