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维稳”大局与“三农”新解

　　中国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和西亚北非干旱带相似的大陆地区，只是中国东部有太平洋季风带来的季节性的降水，中西部有沿着横断山脉南北走向上攻至秦岭的印度洋暖湿气流。客观上看，有这两个特殊地理条件，才有五千年灌溉农业内涵村社理性的所谓东方文明。其实当代中国人解决吃饭问题，客观原因也主要是在1960~1970年代政府出资组织劳动力大规模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把有效灌溉面积从不足20%提高到接近50%。要知道，非灌溉与灌溉之间的产量差别是70%。

　　人们应该知道，1956年提出农业现代化，主要不是农民和农业的需求，而客观上是工业部门为了工业品下乡的需求提出来的——以乡为单位实现规模经济作为“集体化+机械化”的基础条件是其主要内容。那一轮农业现代化造成的后果是农民贫困和集体化失效。

　　而这一次，如果继续搬用盎格鲁撒克逊野蛮资本主义模式下的简单生产力外延扩张的所谓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的方式，顺理成章地增加现代要素投入，其结果一定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最大化的问题。

　　一是农业成为最高面缘污染的行业。二是越来越严峻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这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也就是农业现代化制造的巨大的外部性问题，都主要是以有限农业资源追求高产量甚至追求收入增加所必然带来的结果。

　　缓解农业外部性问题绝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说法，我们面对的新问题是如何使农业不再成为一个过度破坏资源环境、造成污染和食品不安全的领域。

　　既然农业生态安全内涵有三个不可分割的范畴——资源、产量、质量，那就既包括资源领域的水土光热、草原、林区、高原和山区等生态化的资源条件及生存其中的乡土社会的生态化存在；也包括产业领域的从品种品质到生产经营的全要素投入产出过程的生态化改造，及其相关的海内外市场的全面和立体的统筹协调。在资源方面主要体现为生态化的环保问题；在质量方面，则是食品安全问题；产量方面前文已指出单纯强调增产可能会带来的负外部性。下文主要就资源、质量方面进行探讨。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发现，中国农业污染对全国污染总量的贡献率为1/3~1/2，农业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分析2010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联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也可发现农业源排放的总氮和总磷对两种水污染物总量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一半，分别占到57%和67%，农业已经成为这两种水污染物的最大来源。

　　种植业污染主要是因为长期过量使用的农业化学品流入环境，畜禽养殖业重大污染则主要是粪便集中大量排放进入环境而得不到土壤消纳。而如果畜禽粪便还田，1个标准畜禽单位的年存栏至少应有1亩耕地来消纳粪尿废弃物，否则土地环境负担过重无法消纳。

　　可见，追求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造成农牧脱节，是导致农业源污染的主要原因。只要复兴传统的兼业化小农经济就能做到农牧结合，实现节约农业化学品和缓解畜禽粪便污染环境的双赢效果。

　　如果能够提高小农组织化，因地制宜发展合作型农牧沼气复合生态农业模式，不仅可以克服生态农业生产主体分散导致的市场、政府双失灵问题，还可以通过外部资源注入规模生产主体的途径改善生态农业劳动比较收益低的不利因素；合作型农牧沼气复合生态农业模式所蕴含的制度创新与组织创新不仅在理论上能够达到逻辑自洽，客观也具备坚实的财政条件和物质基础，符合国家的政策转型要求。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近年我国食品安全乱象频出，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件刺痛我们的神经。对此，人们大多局限在食品安全领域发生的具体问题上做分析。

　　我们认为全球化之下的食品安全领域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资本化以前的传统农业存在的是农民生产和市民消费之间的矛盾，现在则是食品作为产业“被资本化”——农业外部的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占有了农地、草场，转而使农民成为雇佣劳动力，发生资本与农民的对立矛盾。

　　进入农业的资本需要控制食品加工和销售产业链，在加工和仓储、批发和销售、包装和广告等各个环节加长产业链条提高获利能力，这就势必推高消费者价格而造成资本与市民之间的对立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当资本成为食品安全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决定了食品安全领域主要问题的性质是“资本化”。同理，这个主要矛盾又决定了食品安全的“食物链”（利益链）的客观变化。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正是随着传统的社区自主型——无论是定居村落还是游牧部落——农牧业和林草业的破坏，以前可以内部化处理的外部性问题就势所必然最大化了。资本主义之前的这一套传统社会内部化机制对人类安全和生态安全高度结合的保护作用，由于没有了传统的人与自然和谐，也就是外部问题内部处理的一套，同时社会体系又被资本化体系解构，剩下的就只有外部性最大化了。

　　之后，随着西方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制度经济学问世，又把外部性问题极端地简单化为制度问题。结果，村社群体理性破坏和农牧民高度分散缺乏有效组织载体等具体问题被这种理论极端化理解之后，成为被占有收益的主流认为只有通过全面私有化和市场化才能解决问题的借口。

　　而我们今天遇到的主要规律性问题仍然是，在几乎所有涉农产业和领域，凡是完全依靠市场力量运行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呈现出“市场失灵”的结局。没有任何利益相关者愿意承担这种制度造成的外部性最大化的代价，还是按着经济生态链条的方向在向弱势群体和资源环境转嫁。

　　幸运的是，近几年率先摆脱资本不足窘境的中央政府层次的国家政策的调整，内在体现了“三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意义的伟大转变。继“三农”问题于2003年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后，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顺势提出著名的“两个阶段和两个反哺”论断，指出工业化国家发展过程中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两个“普遍性趋向”。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战略调整的思想上进一步丰富充实，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经济方针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2007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现代农业”这一具有更加符合生态文明的农业的多功能性内涵。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要把农业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的长期目标。

　　据此认为，中央政府已对农业政策作出调整，而调整的方向正是从化学农业阶段的反生态方式转变为体现多功能性的生态农业方式。同期，中央政府直接运用国家财政力量，于2004年启动了取消农业税费的改革，并于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投资每年增长10%以上，政策连续十年不变，迄今财政支农资金已经超过2万亿人民币。

　　由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在很多方面超出了小农单家独户的生产和生活范围，因此这些内涵着生态文明的要求要真正落实，必然要以农村治理的改善为前提，而生态环境功能和社会稳定功能都是农业和农村发挥外部性的重要领域。

　　结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假如我们一如既往地在很多领域盲目照搬西方个体主义为基础的且内涵着一定意识形态化的教化功能的理论体系，则会愈发将一些“三农”相关问题，比如农业产业化问题、农村稳定与地方治理问题、农业与农村生态环保问题、流动劳工问题等推向不可解的两难困境。

　　我们认为，唯有复兴生态文明以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取向。而国际经验比较研究也表明，在小农经济社会，只有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才能形成制度创新的空间改善乡村治理，并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承接政府各项惠农和生态文明导向资源的注入，最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治理的可持续。

　　只有农村的可持续，才有中国全局的可持续。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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