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演进与中国角色转变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大重组、大变革时期，全球价值链也在进行着深度调整与重塑。全球生产分工明显放缓，区域化、数字化、服务化趋势显著增强，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产生负向冲击。在全球生产分工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也在转变，逐步由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面对当前的复杂形势，中国既要保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也要努力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价值链演进

　　第一，全球生产分工明显放缓，价值链贸易强度有所下降。金融危机爆发后，中间品贸易明显放缓，几乎所有生产类价值链的贸易强度都在降低，跨境贸易在全球商品产出中的占比不断下降。这一特点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很明显。贸易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增长速度，贸易呈现出“过度超调”现象。

　　第二，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属性不断增强，全球化属性日趋减弱。具体表现为，区域内贸易规模加速扩大，而区域间贸易规模逐渐缩小。商品生产价值链，尤其是价值链强度较高行业的区域集中度越来越高。全球生产、贸易和消费结构呈现出以美国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以及亚洲价值链为基础的“块状结构”。

　　第三，数字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数字技术正推动着全球价值链重塑。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技术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各个环节，提升了价值创造的速度和价值增值水平，大幅缩减了全球生产分工的成本。据《2018年世界贸易报告》，数字技术将推动全球贸易年增长近2%。同时，电子邮件、实时导航、视频会议和社交媒体等数据流动的跨境服务呈爆发式增长，数字通道已经成为信息资讯传播的重要途径。

　　第四，成本寻求型贸易大幅降低，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过去10年，成本寻求型贸易在很多价值链中的比例逐年降低，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渐突出。《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全球价值链中的无形资本》指出，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比高达32%，无形资产的价值创造几乎是有形资产的两倍。

　　第五，服务业增加值不断提升，服务经济成为全球价值链转型的潜在载体。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全球生产分工突破了时空限制，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加速了全球经济由商品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过渡。《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显示，全球服务出口增加值占总出口贸易增加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低于30%跃升至近年来的40%。服务贸易的附加值大幅提升，2017年跨境服务增速比商品贸易增速高60%，电信和IT服务、商业服务等领域的增速甚至达到商品贸易增速的2倍以上。

　　第六，全球产业分工呈现“云团化”特征。制造业创新载体向跨行业、多主体、协同性创新体系转变。在传统国际分工中，企业专注于全球价值链的特定环节以实现专业化生产，而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中，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技术将渗透到具体产品生产的上下游环节，促进企业实现产业链条的“结构性占领”与跨越式升级。

　　第七，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冲击效应。近期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巨大冲击，尤其是汽车供应链、电子供应链面临断裂的风险。随着疫情在全球的扩散蔓延，亚洲供应链已受到实质性影响。在国际分工放缓的时代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破坏了供应链的稳定性，势必对全球价值链造成负向冲击。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转换

　　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与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动，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了角色转换的“机会窗口”。

　　一是由“参与者”到“引领者”。从经济体量看，中国已跻身大国之列，2019年名义GDP高达14.36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从贸易总量看，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跨越式增长，进出口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4.62万亿美元，并于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从投资总量看，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和外资流入国。当前，中国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二是由依赖世界到世界依赖。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下降，而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不断上升，中国作为消费市场、供应方和资本提供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报告，2000—2017年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依存度指数从0.4提高到1.2。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市场需求的依赖逐渐增大，其对中国的出口占比翻了一倍。

　　三是由外向型驱动到内向型驱动。近十年来，中国内需的驱动力逐步增强，国内市场效用凸显。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8%。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消费份额将占到全球的16%，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不断扩张的消费市场也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重要的投资机会，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中国市场，并不断提高其渗透率。

　　四是由生产链到创新链。中国在基础材料、电子元件、电子产品、化工以及交通运输及设备制造等行业均采用了全球技术标准，本土厂商已具备独立生产60%以上技术的能力，技术市场的本土化趋势日趋明显。与此同时，中国的研发支出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据《2019年世界知识产权产业报告》，中国专利申请受理量由2008年的82.8万件增长到2018年的432.3万件，增长了4倍以上。尽管中国当前已通过技术创新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诸多科技企业在关键领域占据了可观的市场份额，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半导体和光学设备等核心技术上仍存在“卡脖子”问题。

　　五是由“向东开放”到“东西互济”。中国的“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东西相济的“双向环流”。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增长11%，是整体外贸增速的3.2倍。截至2018年底，“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14000余列，直达50多个国际城市。“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打造“东西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助推剂”。

　　推动国内、区域、全球“三链重构”

　　为顺应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趋势，推动我国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中国需要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实现国内价值链、区域价值链以及全球价值链的“三链重构”。

　　首先，加快对内开放和区域协同，构建国内价值链。具体而言，中国可以从四个方面完善国内价值链。一是降低国内市场分割，延伸和拓展全球价值链的国内环节，推动国内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协同升级。二是全方位推动北方城市群建设，将济南—青岛、沈阳—大连等提升为国家中心城市，通过虹吸效应实现创新要素集聚。三是推动北方地区投资驱动的重化工分工链条的升级，加快构建新的价值链。四是充分利用长江经济带的空间张力和产业纵深，实现梯度型产业体系的充分利用。

　　其次，“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协同发力，全面构建区域价值链。东部沿海地区应注重加强与日本、韩国区域链的构建，积极打造环渤海经济圈，并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谈判；利用“一带一路”推进“向西开放”，保障中欧班列顺畅运行，发挥其“内外联通”的枢纽作用；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增进与东盟国家的深度合作；促进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构建北亚新型区域经济板块。

　　最后，把握全球产业变革和新一代科技革命的机遇期，全面融入全球创新链。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演进推动了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但也面临着“低端嵌入”和“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而全方位融入全球创新链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因此，中国应当建立创新联盟以降低创新成本，加快创新资源集聚以提高创新效率，发展金融科技以支持企业创新，加快推进中欧技术合作以应对他国技术封锁，以创新大国的身份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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