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的教与法：“帝国坟场”为何从未被征服

随后，在处决反叛宗教领袖的同时，阿曼努拉大幅度修正了宪法，几乎所有革命性的条款都被去除，妇女权益问题不再被提及，七年后的宪法进一步加入了仅露出眼睛的长袍服饰要求。酷刑在“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前提下被恢复，神职人员获得了决定适用教法还是适用法律的解释权。

今天阿富汗绝大多数被视为保守甚至极端的社会规则与观念，至此都已经被刚刚引入的新概念“宪法”所认可。最关键的是，阿曼努拉确定哈乃斐派为阿富汗伊斯兰教法的主流，这一直被塔利班奉行至今。1926年，不甘心的阿曼努拉想再次尝试触碰神权宪政的天花板，这一次喀布尔精英直接将他赶下了台，他们甚至空前绝后地容忍了一位塔吉克人继任国王，虽然其过渡时期非常短暂。

历史学家总将阿曼努拉的失败归结于操之过急。但更本质的问题是，阿曼努拉的改革没有本土依托，而是受他导师塔尔齐从奥斯曼帝国带回的土耳其青年党思想所影响。拉赫曼时期的闭关锁国，没能阻止凯末尔运动辐射到这个伊斯兰世界的边缘角落，这也拉开了此后埃及、苏联、美国治理观念渗入的序幕。

但这些外来观念都是自上至下落地，继阿曼努拉之后最重要的阿富汗现代化改革者、上世纪60年代独裁的达乌德就认为，唯一能推动现代国家进程的是武力。当有毛拉们反对达乌德增强平权的法令后，他毫不犹豫地逮捕宗教领袖、屠杀反叛民众，直到对方口头上同意支持改革。不幸的是，更多时候，通过武力获胜的却是保守阵营。

红与绿

1957年，28岁的阿富汗青年哈菲佐拉·阿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受校园里风起云涌的左翼思潮影响，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俱乐部的成员，并结识了因批评政府独裁被开除的阿富汗驻美使馆前外交官塔拉基。回国后，他们逐渐团结了一批喀布尔大学政治系学生，组建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

同年，当时被视为伊斯兰世界最高学府的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授予了首批阿富汗留学研究生学位，神学硕士尼亚齐随后成为喀布尔大学神学专业的领袖。埃及政府不知道，他在爱资哈尔求学时加入了地下宗教团体穆斯林兄弟会，并为对方“用宗教发动群众”的理念所折服。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阿富汗由国王查希尔沙和总理达乌德统治，他们颁布了1964年宪法，因为进一步分离了法律与宗教，成为2004年现行宪法的蓝本。美国宪法学家汉尼拔·特拉维斯指出，这部被公认的“进步”宪法其实源于国王与总理对集中权力的追求。他们列出了有权解散议会的条款，并规定自己发布的法令并不绝对受伊斯兰教法的约束。面临“落后部族”此起彼伏的反叛后，达乌德决定重现一批1923年宪法的平权条款，以至少确保喀布尔市民阶级的支持。

达乌德似乎高估了阿富汗精英的接受能力，他甚至在1977年准备了一份更激进的宪法，但尚未实施就在塔拉基领导的政变中遇难。特拉维斯调研发现，1964年宪法确立的制度从来就不是规范大多数阿富汗人生活的准则。相反，即使在喀布尔，由伊斯兰法和习惯法混合而成的非正式制度依然是基本秩序。达乌德也没有培养出足够的法官团体，在基层主持司法的依然以敌视他的神职人员为主。

直到今天，喀布尔大学里来自地方部族的学生仍会以角斗等原始方式解决争端。阿富汗历史上的首位女议长库菲回忆，即使她与丈夫的婚姻有相互爱慕的基础，她的丈夫也以对抗歧视女性的闲言碎语而骄傲，但当库菲连续生下两个女婴时，她的丈夫依然表现愤怒，甚至不愿意探望虚弱的妻子。库菲后来感慨：“这是在阿富汗，即便是最开明、思想最前卫的男人也不能不受上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毫不意外，尼亚齐成为批评政府的领袖。他身边很快聚集了拉巴尼、希克马蒂亚尔、沙耶夫等一批神学专业弟子，以在校园内向不戴头巾的女生泼硫酸而名噪一时。但当时，其在政坛高层的影响力还远不如有苏联政府支持的塔拉基、阿明等社会主义者。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先支持达乌德罢黜了国王，随后在1978年杀死达乌德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但仅仅一年，因为内部权力斗争，阿明不顾苏联政府的反对发动政变，杀死塔拉基。同年12月，苏联派遣军队进入阿富汗，推翻阿明并将其处死，扶植幸存的人民党领导人卡尔迈勒继续执政。

和阿曼努拉、达乌德的空头宪法不同，苏联做到了将政治理念渗透到基层。1979年到1989年，阿富汗法官中女性的比例由不足1/10上升到70％，其中家庭法院基本由女法官主持。绝大多数阿富汗男人第一次发现，自己无法指定女儿婚姻或禁止女儿上学了。

然而，社会主义改革尚未拉开序幕，改革者就发现自己已经处于外国代理人的位置上，而拉巴尼、希克马蒂亚尔、沙耶夫却拉起了形形色色的宗教武装，成为爱国的反抗者。1978年，人民党逮捕并枪决尼亚齐，则将自己彻底推向了虔诚的逊尼派普什图人的对立面。

这场改革渗入每个家庭院落的同时，新政权在史上首次禁止普通公民购买和出售武器。尼亚齐支持者们的直接反应是逃亡。在杜兰德线边境，美国中情局在难民营招募到超过3万名愿意攻击苏联军队和人民党政权的平民。他们接受了制造炸弹、破坏和城市游击战的训练，但没有政治课和法律课。

1987年，新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决定完全退出阿富汗。此时，90％的农村地区已经被“圣战者”控制。人民党政权最后一任领导人纳吉布拉在1987年召开了一次大国民议会，以表明苏军撤军之际的温和态度。和面对叛军的阿曼努拉相似，纳吉布拉在1987年和1990年两度颁布新宪法，再次将伊斯兰教奉为阿富汗的神圣指引。但这并没有说服尼亚齐的学生们占领喀布尔。

与此同时，坎大哈的一位年轻毛拉奥马尔召集了一群宗教学校的学生。在苏联扶持的喀布尔政权倒台、军阀混战的年代，他打起了“扫除军阀势力，恢复国家秩序”的旗号，创建了一个组织，被称为“塔利班”。

如今，西方学者更愿意将阿富汗称为典型的“失败国家”：19世纪末的首次现代建国尝试，就受英国半殖民制度限制而造成先天残缺；至于2021年的内战，不过是一个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培养的“利维坦”与一个患上美国依赖症的政府间的角斗。穿梭其间变幻旗帜的，则是喀布尔始终无法真正统治的地方部落。

贾拉拉巴德城外，布莱登侥幸逃生的战场遗迹犹在。一片石头堆砌的遗址，传说是多斯特大王战胜英国人的战场。连绵的山头依然没有多少植被，但几座高大的电塔牵引着高压线从远方而来，向远方而去。兴都库什山区边缘的小山坡都很矮，衬托着美国人援建的电塔如一个个巨人，俯视着脚下的土地。

在2021年7月的战斗中，电塔被炸毁，村镇的电力中断，至今没有恢复，没人说得清是因为塔利班的炮击还是政府军的空袭。但这多少有些“帝国坟场”的隐喻：看似坚不可摧的“巨人”在塔利班的进攻中轰然倒下，它们带来的“光明”也随之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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