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字而言，文和字是两码事，文是字之母，文源自结绳时代

　　一

　　自东汉许慎以来，对汉字所形成的最大误解是，汉字的造字基础是象形，汉字是象形文字。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对古两河楔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的发现，汉字也与原始楔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一起，并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三大象形文字。事实上，从根本上说，汉字的造字基础并非象形，汉字也非象形文字。同时，汉字也与古两河的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貌合而神离，存在本质不同。

　　尽管汉字中的确有一部分文字是象形文字，但是，汉字中的核心文字，却无一例外，均非象形文字，而是来自对结绳和书契符号的直接借用。何谓核心文字？就是表达重要理念，重要事物，重要制度等文明中重要元素的字。结绳和书契是中国文明中，也是整个人类文明中契约的两种原始形态，尤以结绳为最。

　　不妨举一些字例，让大家先对甲骨、金文中的结绳和书契符号有个初步印象。

　　女、卩、母、公、私、自、己、子、巳、命、令、印、乡、邦、域、国、邑、节、要、卿、见、光；关、系、联、繁、乱、官、师、率、滋；鸟、藿、夏、龙、凤；戈、我、钱、戚；玉、朋、契、礼、理、券、德、直、尹、君、王、士、聿、律、辛、言、辨、竟、丙、商、边、辰、农、半、片、方、央、干、单、古、章、录、禄……。这些字都是契约文字，其主要结构都是直接对契约符号的继承和借用，或者结绳符号，或者书契符号。

　　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时这些字中的很多字还可以作为偏旁部首，衍生出更多的新的字。对这些源自结绳和书契符号的核心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们会逐一解读，揭示结绳和书契机制的符号化原理，以及这些字通过借用这些符号所要表达的原始内涵。本文主要是做一个总纲性、背景性的说明。

　　结绳和书契是中国文明中，也是人类文明中契约的最早形态，结绳最先，书契次之。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现在可以确认，结绳与易经在同一个时代出现，时间至少在10000年之前。

　　关于结绳出现时间的文献记载，最重要的有三条，分别来自《周易》、《老子》、《庄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本书在倡导“越名教任自然”的魏晋玄学时期，是最受推崇的三部经典，合称“三玄”。

　　第一条，《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工）以治，万民以察”。随后还说：“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第二条，《老子·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第三条，《庄子·胠箧》：“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矣。”

　　这三条资料共同认为，在中国的上古之世，存在着一个结绳而治的时代，仅仅凭借着结绳这一治理工具，社会就呈现“至治”、“至德”的美好状态、理想状态。

　　具体这个“上古”之世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时代，这三条资料也给出了相应的参照。《周易·系辞》说，在这个上古之世，“民穴居野处”。《老子》非常希望复兴和回归到这个结绳时代，整个八十章，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当下进行否定的方式，间接呈现结绳之世的状态——物质贫乏，但内心满足：人民稀少，没有多少工具，没有甲兵，没有车船，人们的移动和活动半径很小，但人民却认为自己吃的很好，穿的很好，对自己的居住环境也非常满意和安心，社会的文化风俗也让他们由衷的快乐。《庄子》则点明，这个上古时代最早可至伏羲（伏戏）时代。

　　包括《周易·系辞》在内传统文献，认为伏羲时代位处神农时代之前，而神农时代则是农业出现和兴起的时代，因此，伏羲时代尚无农业。而是一个渔猎采集时代。综合这些资料可知，上古结绳时代的最早阶段是渔猎采集的伏羲阶段，当然这个时代也穴居野处。

　　但是，同时传统文献还将伏羲时代看成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易经的出现，即所谓的“伏羲画卦”。这意味着在中国文明的文明之初，存在两大核心文明要素，一个是易经，一个是结绳。伏羲时代、结绳时代、易经时代、渔猎采集时代，四者之间存在重要交集。

　　易经的内核在义理，在心性，不关注生活实践，比较形而上，但是，以结绳为形态的契约，却是直接和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相联系，是实践化，生活化的，同时也是社会化的、制度化的。以结绳为形态的契约，也是中国和人类文明中最原始的制度形态，中国以及中国之外后来的制度演变，正是根植于契约的。

　　这样以来，易经和结绳就是中国文明的两个始源性元素，是中国文明的双分子螺旋。甚至，这一判断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层面也成立，即易经和结绳也是人类文明的两个始源性元素，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双分子螺旋，因为考古资料显示，在9000年前源自中国的易经和结绳已经西传之西亚，而且此后周期性的西传，持续不断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产生和演进。

　　现代人一度错误地认为，农业才是人类文明的温床，也是人类文明的产生前提，因为农业可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让人过上稳定的定居生活。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文明起源于农业之前的记载是“神话”杜撰。

　　文明起源于农业这样的观点是随着考古学的引入而在中国开始出现和流行的。但是，也是随着考古学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人类的文明更可能产生在农业之前的采集时代，而非农业时代，而农业更可能只是文明的产物，是文明的新阶段，而非文明的源头。因为，在农业出现之前的10000多年前，人类就开始采集和食用野生谷物了，进入了粮食时代，即中国传统文献中所说的“粒食”时代。这种来自野生谷物的粮食已经可以为人类提供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让其过上定居生活，从而催生文明的产生。

　　因此，产生易经和结绳的中国“上古”之世，很可能就是农业尚未产生，但是已经开始采集野生和利用野生谷物的渔猎采集时代。从目前的考古证据看，人类最先开始采集和食用野生谷物是发生在中国华北地区，所采集的野生谷物就是野生小米。石磨盘、石磨棒是加工野生小米的工具，目前中国出土的石磨棒最早已经可以追溯至25000年前，比西亚同类工具要早10000年左右。

　　在加工野生谷物上，农业之前的中国实际上出现了两种重要工具，除了起源于北方小米区的石磨盘石磨棒之外，还有起源于中国南方大米区的陶器。陶器是最早的野生谷物蒸煮工具，是锅的前身，而锅也是当下中国加工食品的最主要工具。目前中国南方所出土的最早的陶器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比石磨棒略晚，但是也远早于西亚最早的谷物加工工具石臼。

　　文明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即伏羲时代，更可能发生南方的陶器传入北方小米区之后。此时，在石磨盘石磨棒的基础上，凭借陶器这种新的食品加工工具，可以进步提升食品的质量，进一步扩大食物的范围，从而让食物来源的稳定性进一步提升，让当时生活的稳定性进一步提升。从而催生了易经和结绳的产生。

　　这一推测也得到民俗学、语言文字说方面资料的佐证。闻一多曾经基于语言文字学、民俗学，对伏羲进行考证，认为伏羲的本义可能和葫芦有关。在闻一多的基础上，当代古文字学者刘志一（1937-2014）进一步考证认为，伏羲之所以和葫芦有关，并非在葫芦本身，而是因为把葫芦作为制作陶器的工具，即将泥片贴在葫芦上，方便定型，然后再进行烧制。

　　综合全球范围内的陶器考古资料，可以推知，陶器从南方大米区传入北方小米区的时间大约在17000年前，这是伏羲时代的时间上限。同时，考古资料还证实，农业起源于10000年前左右，包括中国北方的小米农业，中国南方的大米农业，以及西亚新月地带的小麦农业。10000年前就是神农时代的时间上限，也是伏羲时代的时间下限。因此，伏羲时代就是17000年前-10000年前的7000年。

　　二

　　从技术上来说，无论是重在义理和心性的易经，还是作为契约最原始形态的结绳，都是对抽象数学这一工具的应用。因此，两者是建立在抽象数学已经出现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抽象数学也是伴随着易经和结绳的出现而出现。抽象数学与易经和结绳之间，近于鸡和蛋的关系。易经用数学去模拟外境的变化，天道的变化，而结绳则用数学去记录契约所涉及的财产的价值。

　　数学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体系，也是一套抽象的符号体系。数字是超越任何具体事务的绝对抽象概念。世界上只存在具体的一个东西，譬如一头牛，一块石头，一棵树，一个人等等，但是绝不存在一个不与任何事务、物体有关的独立的、抽象的“1”。抽象的1的概念是人的发明。而要表达抽象的1这一概念，则需要一个具体的符号。由于数字1本身是抽象的，没有任何具体的形象，因此，表达数字1的具体符号，就不可能是象形的，而只能是人为赋予和约定。

　　数字符号是人为赋予和约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数字符号在起源上也是一种契约。事实上，数字概念和符号的推广应用，正是伴随结绳和书契这两种最原始形态的契约的推广和普及而进行的。

　　数字符号是人类最早的抽象符号系统，而易经和结绳则是最早应用数字符号系统的系统。更重要的是，易经和结绳不仅是对数字符号进行应用，而且其自身，也基于数字符号的理念，而分别产生一套新的符号系统：易经八卦符号系统，结绳符号系统，也可称之为易经符号系统和契约符号系统。

　　对于易经的八卦符号系统，大家是不陌生的。因为以义理和心性为中心的易经，自其产生以来就得到重视和学习。西周易经开始初步的汉字化、文本化，大规模的文本化则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文本的最终定型是在两汉，成为《周易》。汉以后以五经为中心的经学体系建立，而《周易》则一直位于五经的核心，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是，对于和易经符号系统同时起源的结绳符号系统，即契约符号系统，由于契约形式的急剧变迁，导致结绳和书契在春秋战国之后开始边缘化，至东汉就近于消失，契约符号也在春秋战国，尤其是两汉以后，也迅速被人遗忘。

　　除了最早的结绳符号系统之外，契约符号系统还包括后来的书契符号系统。结绳符号系统和书契符号系统，共同构成汉字出现之前中国文明中的契约符号系统。

　　“文”这个字的狭义义项就是指抽象符号，尤其是汉字产生之前的抽象符号，包括易经符号系统和契约符号系统。事实上，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抽象符号，也是一种文。也就是说，文的内涵比字宽泛很多，不仅包括字这种形式的文，而且更包括汉字产生之前的文。字是文的子集，文包括字，但字并不包括所有的文。

　　不仅如此，字最为一种抽象符号，其基本理念完全是对文的基本理念的继承，更重要的是，核心字的具体符号的形成，完全来自对书契符号的继承和发挥。因此，文和字还是母子关系，文是字之母，字是文之子。

　　这一层含义恰恰体现在“字”这个字本身上。“字”的字形为宝盖头下一个子，意思是在家中生育孩子，因此“字”的原始义项都和婚育有关。将本来用于指代婚育的“字”用来去表达“文字”的“字”，意思是很明确的，“字”是一个被生育的孩子。是谁生育了“字”，是文。

　　对于“文”和“字”的关系，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做了相对准确的记载。他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易》八卦，……及神农氏，结绳为治，……黄帝之史官仓颉……初造书契。……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他将汉字的渊源追溯至易经和结绳、书契，将这三者统称为“文教”。他还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明确指出，字是由文生育孳乳而出。

　　但是许慎犯了两大错误。第一个错误是认为“文”的产生原理是象形，“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第二个错误是，对结绳和书契的出现年代进行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结绳比易经晚了一个时代，起源于神农时代，事实上结绳和易经更可能源于同一个时代，都在农业之前的伏羲时代产生。书契的产生也远远早于黄帝时代。

　　目前出土的最早的书契符号来自西安半坡遗址，时间在7000年前左右。而最早的结绳符号则来自甘肃大地湾遗址，时间在8000年前左右。前者是刻画在陶器上，而后者则是绘制在陶器上。

　　须要指出的是，在文明文化研究上绝不能陷入考古主义，绝不能将目前出土的绘制有结绳符号的陶片的最早时间定位结绳本身的出现时间，也绝不能将结绳符号的最早出土地定位结绳的起源地，因为这里还有文明、文化的传播问题。还需要结合传统文献记载，以及整体的文明、文化脉络和氛围。关于这个问题，以后将专文详述。

　　就结绳而言，结绳机制的符号化要晚于结绳，而将结绳符号绘制在陶器上，更要晚于结绳符号的出现。在考古学上，甘肃大地湾是中国彩陶文化的起源地，彩陶图案的主要内容就是结绳符号，或变形的结绳符号。然而，中国的彩陶自始至终都于西亚彩陶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和同步性。两者的图案是相似的，而起止时间是同步的，都兴起于8000年前左右，又在5000年前左右开始同步衰落，并最终消失。这意味着在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证明在彩陶期间，中国文明和西亚文明之间存在密切交流。对中国而言，将结绳符号绘制在陶器上，即彩陶，是一种新习惯，新文化，更可能从西方传入。这意味着结绳符号的出现与将结绳符号绘制在陶器上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而是是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关。

　　许慎之所以将“文”的性质和内涵搞错，以及将结绳及书契的出现年代搞错，原因就在对结绳和书契，尤其是对结绳这种早期的契约形态和机制的遗忘。他不清楚，在汉字产生之前，中国存在一个漫长的契约符号时代，正是这些契约符号构成了“文”的最重要部分，因此这个时代也可称之为“文时代”。也正是这些契约符号，被汉字直接继承，构成了汉字的基石。

　　许慎错误是中国传统经学的固有缺陷所致。中国传统经学发端于春秋战国，成型于两汉。这个经学就是以易经为核心的五经（或六经）体系。五经系统的最大缺陷就是重易经而轻结绳，或者说重义理、心性，而轻契约、实践。

　　结绳和书契是契约的两种早期形态，两种原始形态。契约则是中国文明中社会制度的最原始形态。契约符号是中国文明中最早期抽象记录符号的最主要部分，即“文”的最主要部分，汉字正是在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契约不仅是社会制度的最原始形态，而是后来社会制度形态的基石，后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在契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在春秋之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还表现出典型的契约特征。这一点在下文，和以后对相关字的具体解释中，还会详述。

　　单就这一点上，老子做的比五经系统要好，他明确提出要“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即恢复结绳的制度，恢复契约秩序。这意味着在老子的时代，人们对结绳的历史还有印象。然而遗憾的是，尽管老子非常重视结绳制度，但是他并没有对结绳制度本身做过多记录和解释。《老子》一书提到结绳的也仅仅这一句。不过也不能全怪他，毕竟整部《老子》才“五千言”。

　　一旦五经系遗忘和忽视了契约，遗忘和忽视了结绳和书契，就遗忘和忽视了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在面对外来的制度形式的冲击时，就显得无所适从，毫无抵抗之力，唯有屈从。这是中国社会自春秋以来，在制度上逐渐迷信和集权专制的根源所在。现代人将此成为“外儒内法”。

　　西汉的董仲舒，号称儒家，但是在制度设计上，他倒向了迷信，企图用“天人感应”去约束君权，这注定是徒劳。此后中国历史的整体趋势，是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儒家学者又跟风屈从，提出了所谓的“三纲五常”说，又衍生出“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的“愚忠愚孝”说。而事实上，在春秋之前，君臣关系实质上是契约关系，甚至连父子、母子关系也是根植于契约。这一点明确体现在“王”、“士”、“父”、“母”这些字的甲骨字形上，以及五经系统中关于早期君臣和父子关系的不太明确的记录上。中国原始的政治观和家庭观都是根植于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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