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前三个月，国学大师钱穆对中国文化的“澈悟”，你懂得吗？

1990年，国学大师钱穆以96岁高龄，口述完成了他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由其夫人胡美琦女士记录整理而成）。三个月后，一代儒宗便与世长辞。

在这篇文章中，钱先生对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念，作了全新的阐释和高度的概括，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并“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

这篇文章及其论断，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著名学者纷纷撰文讨论——

季羡林先生说：“一个像钱宾四（钱穆字宾四）先生这样的国学大师，在漫长的生命中，对这个命题最后达到的认识，实在是值得我们非常重视的。”

汤一介先生说：“钱先生这篇文章短短不到两千字，但所论之精要，意义之深宏，澈悟之高远，实为我们提供研究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之路径。”

此外，李慎之、蔡尚思、周汝昌等著名学者也纷纷做出回应，杜维明更是将这篇文章称为“证道书”，与宋代大儒张载的《西铭》相媲美。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受长期的批判和失落之后，开始回潮。钱穆先生的这篇文章可谓平地惊雷，让人们意识到了中国文化中包含的优于西方文化的东西，开启了此后30年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先声。

“天人合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说是个老生常谈的概念。钱穆先生早年便曾屡屡述及这个命题。据其夫人胡美琦女士的回忆文章，在钱先生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一直在思考这个命题，并有了新的重大的体悟。

起初，胡女士劝他文章不必发表了，钱先生说：“我从前虽讲到‘天人合一观’的重要性，我现在才澈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我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归宿到这一个观念上。两者怎能相提并论。这是我对学术的大贡献啊！”

后来由钱先生口述，胡女士笔录并整理出稿件，但由于年事已高，又在病中，稿子未能充分展开和阐述钱先生的“大体悟”；胡女士担心文章太短，钱先生却说：

“学术思想岂能以文字之长短来评价，又岂可求得人人能懂、个个赞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写一本书来说明，他还是不会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话，也可启发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发明，已属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所能及，只有待后来者之继续努力。我自信将来必有知我者，待他来再为我阐发吧！”

钱先生究竟悟到了什么？他为什么对“天人合一”观评价那么高？他的文章又为什么激起了那么多中国学者的共鸣？好在，这篇雄文篇幅不长，我们就全文摘录如下，供有兴趣的小伙伴们研读。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篇发表于30年前的文章，在西方文化早已一统天下、学术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年代，钱先生所发出的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的声音，是振聋发聩的！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 ，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

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倘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人生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可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则人生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相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

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

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意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今仅举“天下”二字来说，中国人最喜言“天下”。“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其他亦可据此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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